转变，重在要素培育——对话经济增长方式

　　对话专家:

　　赵彦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政府津贴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国家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北京市百人工程人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副理事长、亚太经济论坛(APEF)2004年执行主席。研究方向

　　王作成河南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经济学博士。

　　记者:1995年我国政府在制定“九五”计划时，就首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过了十年时间，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强调，“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了这么多年，仍然还是粗放？

　　赵彦云: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时我们对构成市场经济要素素质低的现实认识并不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素质的全面提高，包括企业家素质、金融素质、劳动力素质；包括资本的质量、社会资本和企业资本的有机耦合等等。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涉及体制、结构和经济增长机制等问题，有很大的难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看，按照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价，美国于5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德国、法国于6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日本、英国于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不同步。世界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似乎我们学谁都行，实际操作中我们采取了对外开放，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环境下，通过从沿海开始的开放引进了发达的产业，但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伴生了早期工业化国家“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或“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错误理念和结果，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盲目追求GDP的风气笼罩着全国。这使很多地方政府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为增长而增长。导致这种粗放性的局面还有制度性的原因，这种制度包括制度导向上把GDP作为考核党政干部的主要指标，制度安排上政府掌握土地、贷款等大量要素资源，导致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政策实施上现行的财政体系也鼓励地方政府发展产值大、利税高的加工业和重化工业等等。

　　王作成:经济增长方式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制约从一组数据可见一斑。“九五”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河南人均GDP约40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5.4∶47.3∶27.3，“九五”期间二三产业比重略有上升，但第二产业比重稳中趋降，2000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2.6∶47.0∶30.4；“十五”期间，河南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前四年，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3.6％，比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3.2个百分点，2004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为18.7∶51.2∶30.1，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工业拉动的增长方式非常明显。而在工业的增长中，河南农产品优势、资源优势和原材料优势充分表现出来，从工业各个行业的增长情况看，资源和原材料工业的拉动作用非常突出，2004年非金属矿物制品增长37.7％，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5.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30.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31.5％，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21.0％，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20.9％。上述六大行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3.1％。这种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粗放性，万元GDP能耗，河南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时期一直处于一种下降走势，但在“十五”期间却不降反升，由2001年的1.52吨标准煤，上升到2004年的1.58吨标准煤。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强调:“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要切实抓好的关键问题。”我们现在提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九五”提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的重点有什么不同，“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

　　王作成: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在“九五”计划时提出的中国经济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更侧重于概念性和理念，而在“十一五”规划中的论述深度和可操作性都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分析上更强调紧迫性:“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向上更体现科学性:“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手段上更注重完整性:“要从推动科技进步、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上更突出时代性:“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赵彦云:与“九五”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有很大不同。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增长的粗放型亦不容忽视，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这种粗放型又有很深的体制基础。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结果显示，在11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竞争力排名比去年下降了3位至第49名。世界经济论坛量化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体系是“增长竞争力指数(GCI)”，该指数又分3个分指数，即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公共体制指数，以及技术指数。综合排名第49的中国在宏观经济一项中排第33名，而在后两项中得分相对落后，分别排第56名和第64名。事实上，后两项指标的落后从某种程度上又是互为因果，即科技和创新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短板，而原因则是中国的公共体制不利于科技应用和创新。这些测度公共体制的指标如:“政府和私营经济是否是一种‘保持距离型’关系，还是政府有所偏好？”、“司法体系能否合理、快捷、透明且低成本地解决纠纷？”、“税收收入是返还到可以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上，还是浪费在没有效益的项目上，或者更糟糕的是，大多数税款是否被挪用？”、“监管是否因为多余的官僚科层而降低了效率，因而影响了竞争力，提高了交易和经营成本？”、“政府是否持续关注改善国家的教育体系？”等等。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这种格局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更加重视体制性的东西、深层次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

　　记者:不少地方领导、专家都意识到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带来的弊端，但他们又大多觉得“力不从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你们认为障碍主要在哪些方面？

　　赵彦云:如果说“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在开放条件下迅速发展、扩大规模的“量”的问题，那么，在“十一五”期间则应在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力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上下功夫，深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质”的综合提高。由“量”的扩张到对“质”的重视，这一变化决定了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而应该关注现象背后的主因。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最根本的障碍应该说是观念和体制。人们的观念和习惯具有一定的惯性，主导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也有一定的惯性。从过去的发展看，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由于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不发达的要素市场加上强势政府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众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中，对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的批判呼声很高，但对要素素质和市场机制发育的不足绝不能忽视，体制障碍的根本既有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的问题，也有市场要素资源素质低、市场内生机制以及各种传导机制没有形成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不该管的管了，市场该发挥作用的却发挥不起来，这也是一个矛盾。另外，高效率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能力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过程，从每个人到每个机构都有责任。

　　王作成:从河南的情况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面临另一层面的问题，在不仅国际竞争而且区域竞争也日趋激烈的环境下，河南很多地方经济增长既面临“质”的提高的要求，仍还面临“量”的扩张压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都需要河南加快发展。国际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贸易投资更加活跃，也有利于我省大规模的承接产业转移，国家积极促进中部崛起，加大对农业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扶持力度，有利于我省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资源型产业结构的制约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障碍，能不能大力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能不能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提升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竞争力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我国现在所进行的产业转移是一种梯度转移。梯度转移既可带动各地经济的发展，也会因为转移落后产业、落后生产力而带来环境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是承接了高新技术产业，就能带动原有的产业升级换代；如果是承接了污染严重的项目，就必然延缓新型工业化的步伐，加重环境负担，恶化发展的环境。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为了增加GDP、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盲目招商的情况。另外，一些支撑科学发展观、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企业和产业受人才、技术、资金和产业集群支撑的影响，相对于发达地区缺乏竞争优势。河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在人才、技术、资金方面都面临着发达地区的竞争压力，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有可能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障碍。

　　记者:河南省“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一定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转型，你们认为如何推进河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赵彦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重置，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宏观上着力于转换机制，创造环境，奠定基础。微观上致力于通过规则的制定，推动市场微观主体增长方式的转换，重视以人为本的基础因素的培育。首先要建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的机制，彻底改革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金融、土地等市场的扭曲，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其次，要促进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通过政府规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进市场要素、资源与市场机制、体制、竞争、创新等方面不断深化互动，提升要素资源的素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水平。再次，创造一种社会氛围，培养一种文化，事事追求效率，人人讲究效率。

　　王作成:在河南省“十一五”规划目标中，有三个量化指标:“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0％、人均GDP提前实现翻一番、万元GDP能耗比“十五”末降低20％左右。这三大目标，充分体现了河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方向和目标，发展、科学发展尽含其中。推进河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要关注河南经济增长现有的基础，又要重视新的要素的引入。重视原有的基础意味着发展要考虑前提和持续，重视新要素的引入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有新的突破。从现有的产业基础出发，河南的产业以资源型为主，必须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了强化现代服务业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必须大力发展河南的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信息服务、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服务业，改造传统服务业，培育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等新的支柱产业；为凸显河南的产业竞争力，必须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努力建成“四大基地”，培育“七大支柱产业”，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集中，通过集群、集约，提高经济支柱的增长质量。引入新的要素，重点是引入新的机制、技术和管理水平。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宏观机制重塑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都是创新微观机制的方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也是降低能耗的重要手段；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企业的现场管理还是质量管理的提升，都能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带来显著的效果。⑦4

　　本报记者孙德中刘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