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户籍限制，天塌不下来

　　■邓聿文

　　尽快取消户籍限制已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在户籍制度载体上附加的各种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改革有很大的成本代价，所以，在学界尤其城市管理者中，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是该快还是该慢认识不一致。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希望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他们经常提到的两个理由是，过早放开城市户籍会出现“城市病”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从世界城市的发展来看，随着人口的大量涌进，的确会出现贫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环境脏乱差等所谓的“城市病”。换言之，它似乎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怕出现“城市病”就紧闭城门。关闭城门，不让农民进来，“城市病”是没有了，可城市的活力和生机也随之而去。事实上，防治“城市病”的最好药方，就是在人口自由流动中发展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况且，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很多“城市病”并不是放开城市户籍造成的，恰恰是农民进城后没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致。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城市病”无法解决，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比起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来，“城市病”是第二位的因素。

　　挤压城市人口就业机会也一样。农民进城会加剧城市就业的竞争，但我们不能以此来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不能仅仅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束缚农民的迁徙自由、牺牲农民利益。其实，农民进城本身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量低成本的农民工将大大提高城市的发展效益，它只会加剧就业竞争，而不可能导致就业环境的恶化。

　　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到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从历史来看，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一直没有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也一度实行自由迁徙，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户籍制度，并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也没有因自由迁徙而引发什么乱子。即使从目前石家庄等一些对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地方来看，问题远没有预想的严重。一些城市管理者对放开户籍的担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们便于管理的“私心”。

　　社会发展到今天，现有户籍制度的存在，在限制了人身自由、割裂了社会共识的同时，阻碍了社会的整合和良性运行，制约了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户籍制度都与现代的社会发展格格不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取消户籍限制，天不会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