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言节目的“一方之言”

　　2005年10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目前电视剧语言使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发出《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重申电视剧不得使用方言的禁令，这是继2004年禁止播放用方言译制的境外影视片、2005年年中要求电视节目主持人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港台腔以及夹杂外语、方言之后，再一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电视领域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然而，几次禁令都在现实实施中遭遇了尴尬：《公约》、《通知》引发各方讨论，收获的反响褒贬不一。禁止港台腔被看做打南不打北，有方言歧视之嫌。电视剧禁方言的通知刚下，四川即有媒体报道“大批成都导演、演员对此《通知》大喊遗憾”，[1]而《山城棒棒军》导演也明确表示“将继续用方言拍续集”，[2]四川电视台则干脆直接允许部分栏目“将方言进行到底”。[3]宁波电视台的举动更具有反抗意味——将从今年10月31日开播一档宁波话节目《天然舞台———阿国电影》，并自称“这档方言节目是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的”。[4]《主持人自律公约》起初只是把大众目光牵向李湘等省台著名主持人，关注他们是否会因为不符合要求被下岗。而最近毕福剑、阿丘、张羽等央视主持人因为普通话等级考试不合格，引起可能面临下岗的风波。但央视随即表示“并不会因此淘汰某些优秀的主持人”[5]，由于央视与总局的关系，难免有规矩自立自破的嫌疑。

　　主持人能不能、该不该说方言？电视方言果真该被一刀砍去吗？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是“非此即彼”的矛盾？本文将梳理方言节目的发展轨迹，分析方言现象的生存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对待方言更公正合理。

　　◆方言节目的发展轨迹

　　其实早在中国电台建立之初，就有方言文艺节目的出现，共和国建国初期，也有不少的方言播音节目存在，当时的存在有实现广泛宣传的目的、播音员普通话不过关等历史原因。随着1956年国家正式下达文件推广普通话，方言在大众媒体中一度消亡沉寂，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借助互联网、地方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介的力量再度勃兴。

　　在各地方言节目的发展过程中，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和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是比较著名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栏目。《雾都夜话》是重庆人马及人于1994年9月创办的方言短剧栏目，十一年来，创重庆电视台文艺类栏目收视率之最，是重庆地区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唯一进入全国栏目总排名前十名的栏目。可以说，《雾都夜话》带动了四川方言节目潮，比如重庆电视台的《生活麻辣烫》，后来停播的《都市万花筒》，四川电视台的《天府龙门阵》、《新闻书场》，四川广播电台的《吃在成都》等等。并且这类节目的发展与川渝方言剧的红火背景是分不开的。《阿六头说新闻》则开创了浙江省方言播报新闻之先河，其发展则与《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节目涌现的时间背景紧密相连。《阿六头说新闻》从2004年元旦开播，采用杭州话作为播报语言，主持人不是正襟危坐，而是站在演播室里连说带比划，嘻笑怒骂。新闻播出不久，收视率就直线上升，一时间，“阿六头”成了杭州市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节目取得本地最高收视率的奇迹以后，长三角地区多家电视台纷纷效仿，地方台用方言播报新闻开始成为新亮点。此外，广东地区的方言节目也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广东电视台下属的“广东卫视”、“珠江频道”、“体育频道”、“公共频道”4个台，除了“广东卫视”里的栏目采用普通话主持外，其余3台均是粤语频道。此外，还有2004年7月28日启播的广东南方电视台粤语卫星频道，是全国唯一获准上星的地方方言电视频道。其他省市、地方电视台也多有开办方言节目，但影响力不大。就全国整体数量看来，方言节目在所有电视栏目中所占比重是很小的，即使是在方言节目较多的成都，其数量也不过占了总量的1/40。[6]而普通话不标准、习惯夹带方言的主持人也是极少数。普通话节目是目前广播电视媒体中绝对的主流和大数。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方言节目

　　方言是一种以社会化或地域化为标志的某个语言的变体,它由特殊类型的发音及语汇、句子结构所组成。使用某种方言而非另一种方言，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籍贯与社会阶层。而标准语言则是在某个语言共同体中假定具有优势的一种方言，以至于其内在规则成为整个共同体中所尊奉的正误标准。就现实社会而言，某个大的语言体系内一般都会存在着标准语言和方言这两种相关而相对的语言。[7]同时，方言作为“一方之言”，是一种文化，象不同种类的语言一样，每一种形式的语言都包含了一定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等信息，含义丰富深刻，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朴素的表现形式。

　　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汉民族，在历史上是由多民族融和而成的，由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地方方言，中国的汉语共有七大方言，分别是官话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由于不少方言之间不能沟通，存在语言隔阂和语言障碍，这种状况对经济流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利，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大力推行普及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只是通过行政力量确立下来的通用语言。普通话与方言原无高低之分，更无高雅与低俗之分。只是在普通话推广的过程中，方言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和使用环境三个方面都在明显的萎缩，方言的总体趋势是处于“在衰亡的过程中”。[8]方言的地位被边缘化，方言在流行文化里被沦为搞笑工具。

　　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单是电视方言节目，方言作品就开始成为几乎所有大众媒体中一个引入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电影方面，许多优秀导演都钟情于方言的表现力，比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关锦鹏的《阮玲玉》大量涉及上海方言，比如贾樟柯的《站台》、《小武》等“汾阳三部曲”清一色采用山西汾阳方言。再比如近年在大陆赢得极高收视率的《寻枪》、《手机》等片中的贵州方言、四川方言更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电视剧方面，所谓“西有麻辣烫北有马大帅”，以四川为例，出现了《死水微澜》、《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一批著名方言电视剧。其他方面，还有以《奇志大兵》为代表的方言小品、以《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为代表的方言flash、以《猫和老鼠》为代表的方言译制动画片，形形色色、蔚为壮观。

　　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方言作品为何繁荣？方言的叙述话语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文化诉求？方言作品的勃兴在当前的文化语境是什么？笔者认为，从多元文化语境，特别是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来思考影视方言的流行现象，或许有一定意义。后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边缘对中心的解构，就是多元化、平面化，是对深度与崇高的怀疑和疏离。后现代文化脱离了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历时性的发展模式，是以一种共识的平面性创造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后现代社会不再是以往那种“一元定论”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状态，人们的需求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味浓厚的信息，受众更需要从电视上找到一种消遣娱乐，缓解工作和生存带来的压力。他们需要暂时放弃严肃、高雅，而寻求轻松、流行、时尚、刺激。他们希望从电视上得到生活的调剂，情感的交流参与，角色的认同和自我身份肯定。[9]

　　《阿六头说新闻》的制片人翁晓华这样阐述她的理念：“我们做电视新闻的人必须把新闻价值建立在我们认为受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上。而最能体现受众兴趣的话题莫过于社会新闻了。我们从平民百姓的兴趣点去编排新闻内容，把老百姓最关心的柴米油盐变成电视屏幕上关注的重要领域”。[10]而《雾都夜话》大量播放都市情感短剧，直接揭示现代都市人的隐秘情感，诸如婚外恋、三角恋、师生恋是该栏目最常见的题材。这档重庆人用方言演绎的节目，在片头就声明“是真人真事，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自己演员自己的故事”，它满足的是观众对他人真实隐私的窥视欲望和情感交流欲望。

　　纯普通话的声屏世界的单一甚至乏味不断被人诟病，有学者就尖锐地批评说：“我们的电视里仍然充满了许许多多严峻的面孔，俊男靓女端着架子，都是不吃五谷杂粮的腔调……中国电视没有自己的语言，电视新闻的语言，是照文字稿念的；专题片的解说，是散文或政论文；就连主持人串联节目，也是在背稿……中国电视得学会讲人话，应该像民间传播消息那样用谈天的方式，谈天的语言，而不是用从报纸新闻或其他文字体裁学来的语言板着面孔端着架势背稿子。”[11]还有学者分析，普通话中大量的泛政治词汇和腔调，就像一块块语言石头，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乃至大学生在重大节日到来或重要指示下达后接受电视采访时，大多是以“我特别特别激动”开始，以“关怀、温暖、正确、及时”过渡，最后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结束。而西安小学生夸张地对“连爷爷”的欢迎词，更是这种电视腔的“极限版本”。[12]

　　当观众被纯普通话形成的“高雅”的意义世界所淹没，对以普通话所编织的话语空间逐渐反应迟钝的时候，方言的所谓“土气”、“粗陋”，给他们带来了返璞归真的新鲜感，填充着普通话话语世界留下的某些意义空白。如果不反省大陆广电媒体中的生硬腔、训话腔、文件腔，那么其他平民化的、鲜活的替代物，比如“港台腔”就会自然被观众接受。

　　从普通大众的内心和自觉习惯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学习交流之便，他们更亲近于方言。这也是方言电视作品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原因所在。日渐勃兴的方言电视文本正成为方言区居民实现自我认同、从事意义和快感的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同时折射出地域亚文化不满自身现状、谋求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边缘化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策略[13]。方言在通过结构一个亚中心的语言从而赢得一种仿中心的地位，而这种结构中心的功能往往是由传媒来完成。比如最近几年的川渝方言电视剧在西南地区、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颇受观众的欢迎，电视传媒无形之中就结构了一个川渝方言的受众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荧屏方言现象是方言在文化上的一种自觉消解中心倾向。

　　可能正因如此，有专家对方言节目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不仅触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还“消解了大众媒体在语言上的示范功能”，在广播电视新闻播报中直接使用方言，“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社会文明进步，也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社会力量的凝聚”。甚至上升到“在客观上将造成传媒歧视和文化分裂”的高度。[14]广电总局连续出台的几个和方言有关的禁令，理由都是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规范。

　　◆保留传媒方言话语空间的必要性

　　有了以上的分析，就可以思考如何处理传媒使用方言的问题。广电总局关于电视用语的规范可以称得上是连施重拳，先是不准主持人使用港台腔（其实所谓的港台腔，也是闽方言和粤方言的在大众用语过程中的变体），接着又要求电视剧不准用方言，对于广电总局这种推广普通话限制方言的决心，笔者觉得尚可商榷。不论是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还是方言电视节目，都不应该一刀切，不应该用“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进行铲除。

　　首先，不该漠视方言的文化意义。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方言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规划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尺度与分寸，文化的多样性并不会威胁主流文化。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也习惯了丰富多元的语言和腔调，不应该用一种俯视的态度对待方言。正如有学者感言“当我们听到罗大佑、龙应台的娓娓道来，听到梁文道文人气的粤式普通话，听到张国荣的《风再起时》和Beyond的《光辉岁月》，听到麦兜在说“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我们会为中国拥有如此出色和有趣的地方语言而由衷高兴”。[15]方言轻松搞笑、生动通俗，同时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在今天的影视作品和许多文艺作品中，方言的这种独特地域特色被作为一种美学特征和发展策略被不断强化，而地域特色恰好也就是民族特色的重要内容，是文学艺术创作最为深厚的土壤。再想想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的《龙船调》吧！当她用湖北方言唱到“哪个来推我嘛”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如果我们为了推广普通话将这块肥沃的土壤铲除掉，无疑是相当于自断民族文化之生路。

　　其次，不该漠视大众的权利。人民网传媒频道曾经就“您如何看待电视剧说方言？”搞了一个小调查，共有374名网友参与了调查，其中，56.4%的人喜欢方言电视剧。[16]各地电视台方言节目的勃兴，又说明了方言的群众基础和在文化认同、娱乐需求上的不可替代性。地方电视台播放方言节目、方言电视剧，是民众应该享受的文化权利。每个国家的公民，有权利要求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有权利要求保存和延续这种多姿多彩文化的存在，有权利去接触和欣赏，东北人有权欣赏东北语言风味的影视作品，湖南人也有权从电视中品味潇湘风韵。有关方面似乎应该更加尊重人们这种快乐的权利。

　　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推广普通话的责任和示范作用，广电管理部门需要统一规范的媒体语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主持人的言行，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对于宏观把握广播电视传播的审美走向和风格品位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是，要推广普通话是否就需要所有的电视节目、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播音腔呢？笔者认为无此必要。

　　首先，从电视业内人士自身来说，如果因为普通话的硬性要求把很多优秀人才排斥在话筒之外是非常可惜的；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电视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不同风格特点、不同专业出身的人才充实到播音主持岗位是电视节目发展的现实所需。其次，从对大众的普通话推广来说，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可以并行不悖的掌握两种语言，比如“现在广东或上海的小学生，可以给外来者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回过来和小伙伴却可以用粤语和沪语聊天”。[17]现在中国的学校几乎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有了英语和普通话双语教育，既然我们不担心因为英语而忘了普通话，就不应该对方言惧之如洪水猛兽。更何况，方言在演变过程中可以成为对普通话的鲜活补充。方言的形成是漫长的，其消亡也有一个过程，由政治的因素决定，更由经济的因素决定。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统一市场的形成、人员资本商品流动的加快，方言的影响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减弱。用行政力量提倡讲通用语言，抵不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巨大能量。

　　所以，不论是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还是方言电视节目，都不应该一刀切，可以在政治上寻求统一，在技术上寻求规范，但一定要保护文化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于方言作品，应该让市场和人民手中的遥控器来选择他的生存淘汰。如果一定出于普通话推广意义的考虑，管理者可以给节目制作人以明晰的制度规定，在播出时段、节目长度和节目比例上做出量化的限制，让方言与普通话在一种“度”上平衡。

　　注释：

　　[1].详见《广电总局不准电视剧用方言成都导演演员称遗憾》，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2005-10-14.

　　[2].详见《广电总局要以普通话统天下，业内人士反应激烈》，《南方都市报》，2005-10-14.

　　[3].详见《飞哥兰妹将方言进行到底》，《成都商报》，2005-10-30.

　　[4].详见《又一档宁波话节目下周开播》，中国宁波网-宁波晚报，2005-10-28.

　　[5].详见《央视:“名嘴”不可再生阿丘老毕不会下岗》，《中国青年报》，2005-10-26.

　　[6].详见《全国方言节目一览》，《合肥晚报》，2005-5-17.

　　[7].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8].敬文东.《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参考：蔡尚伟主编.《影视传播与大众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10].详见《2004优秀电视节目制片人会议现场直播实录》，新浪网，2004-08-29.

　　[11].详见：李幸.《电视主持人：放下你的架子》，《新京报》，2005-10-27

　　[12].详见：庄礼伟.《港台话和河南话、葛优的话没任何区别》，人民网文化频道，2005-10-20

　　[13].参见:韩鸿，《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14].参见：邵培仁、李雯：《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节目的疑虑与拷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5].庄礼伟:《港台话和河南话、葛优的话没任何区别》，人民网文化频道，2005-10-20

　　[16].详见《放过方言和港台腔，围剿废话与套话》，人民网文化专题，2005-10-23.

　　[17].详见《电视剧讲方言不必一刀切》，《新京报》，2005-10-17.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