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集粹：看干部“带病提拔”的复杂之因

　　人民日报社论

　　东方早报：中国人为何这么“素质低”

　　我一向不认为人的智力、道德、人性等等素质和人种、“国民性”有任何关系。因此，对梁启超所谓“小说改造人心，人心改造政治”、胡适之“新文化运动”、鲁迅之“国

　　南方日报：看干部“带病提拔”的复杂之因

　　“带病提拔”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对它的理解，想来不会有人糊涂到以为是提拔对象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嘉吧，相反，而是提拔对象身有劣迹，带的是行为乃至灵魂肮脏之“病”。像前不久山西省第一个落马的省级高官侯伍杰，早在1995年就因在北京嫖娼被警方抓住，针对他的群众举报也一直没有中断，但他从宣传部长做到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再到省委副书记，仍然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毫无疑问，“带病”的人一旦被提拔了，乃是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嘲讽。有人要说，“带病”的，不提拔了就是。事情还真没这么简单，那么说它复杂，又究竟复杂在哪里呢？

　　齐鲁晚报：局长的儿子不是组织的儿子

　　陆公子之所以能如此顺利，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局长的儿子，还因为“组织”的关照，否则以陆副局长一人之能，恐怕不足以成其美事。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既得利益者圈子内的亲朋好友，如果想进入某个待遇优厚的单位，必然有人会全力以赴地扫清障碍，于是，“组织”考察没有不优秀的，“组织”讨论没有不通过的，“组织”没有编制也要挖空心思创造编制……如此种种违法乱纪之举，都是在“组织”集体讨论通过的名义下进行的，似乎都是组织的意思、民意的结晶。组织，在少数地方沦为了某些人上下其手、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为某些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检察日报：张保庆，不希望你从此颐养天年

　　更进一步追问，教育乱收费为什么会痼疾难治呢？直截了当地说，是有人可以从乱收费中获益，而指望既得利益集团自动放弃利益，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遏止乱收费的行动其实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受损民众的一场博弈。张保庆挟自己独特的资历、声望、话语权等加入反对乱收费的阵营，可以大大增加民众一方的分量和砝码。张保庆在教育部工作时间长达２６年，显规则、潜规则都明明白白，对各种内幕也都了如指掌，批评起来当然能够一剑封喉。而像我等门外汉，虽然对教育乱收费深恶痛绝，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批评起来则往往会让人感觉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

　　广州日报:中国老百姓是"不乐意消费"还是不敢消费

　　贫富差距。一个笼统的整体数字极易掩盖其内部可能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增加的这1.68万亿元存款更加细化：是每户家庭都在增加，还是少数账户在快速飞增？一些人消费大增，存款照样大增；可更多人消费没增加，存款一样也没增加———结果自然只能是消费增加的少，存款增加的多。打个比方，一个10人群体，存款总共增加了100元，其中一个人增加了100元，其他9个人增加的额度为0。可是一个人“万贯家财三顿饭，千间房屋一张床”，消费又能增加得了多少呢？这难道能说明这个10人群体“不乐意消费”吗？

　　东方早报：透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之谜局

　　老百姓看病贵、药品价格高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10月31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国药师周大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当前社会各方面普遍关心的看病贵、药价高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且群众个人负担医药费用比例偏大。

　　工人日报：教改的最大阻力到底是啥？

　　现在一些学校对外喊的是素质教育，行的却是应试教育。学校评价老师看学生成绩，看排名，看升学率。升学率高，就受表彰，否则，就受罚！今年全国高考成绩公布时，山西某县因为全县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县委县政府公开在电视台向全县人民道歉。其实，该县“道歉行为”是我国教育的一个“缩影”：政府与学校最看重的还是应试教育的结果。

　　东方早报：负责官员不会把问题推给抽象政府

　　一些官员动辄说“中国经济不发达，政府无力为全体人民提供医疗保障”，可是，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比现在落后得多，为什么没有出现看病难的问题，反而很长时间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国外有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被制裁了十年的伊拉克，其医疗服务在公平性上都要比中国做得好，我们怎么做不好呢？可见，中国医疗问题的根本不在“经济不发达投入太少”，不在于抽象的政府，而在于官员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决策问题。

　　齐鲁晚报：工会主席的屁股别坐错地方

　　在这个单位，工会作为职工名义上的利益代表，却与职工的切身利益发生了矛盾，职工个人与其利益代表并没有建立“利益正相关”的关系，这才是工会主席代表企业与职工对簿公堂的深层原因。

　　总之，要想今后不再出现工会主席屁股坐错地方的荒唐事，除了对工会主席担任行政职务进行必要的限制之外，更要在职工与工会之间建立起真正“利益正相关”的关系，让职工的利益与其利益代表———工会的利益一致起来。

　　新京报：中国大学语文的“紧急状态”

　　在回国教书之初，曾听到不少同事抱怨“现在的大学生不会写文章”，我并不以为然。在以后的两年里，我阅读过学生各种文体的写作文本，最多的当然是读书报告和论文。个人的感受是从惊讶、到焦虑、直至麻木。我读到的绝大部分“文本”完全出于同一种模式———那种刻板、八股到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的模式。我无法根据学生的文字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那些文字仿佛都是出自同一个匿名者。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流行的“写作技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障眼法”，它可以“便利地”将那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观点假扮成“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煞有介事，像一篇雄文。这种写作已经成为当下大学生作业的“通用模板”。对于任何严肃对待文字的人来说，这是对写作和诚实的双重背叛，这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所说的“紧急状态”。

　　大河报：中国的垃圾要美国人来捡？

　　和路乞或谢守林一道上街捡垃圾当然是一项有益的活动，但也只能偶一为之，尤其要小心不要强加于人，乃至把这当成一项道德义务。可我没想到美国法学博士路乞与中国法学专家鄂学勇却不这样看——二人参加黄石电视台的《在线访谈》节目，节目连线了几个市民，问他们在街上见到垃圾会不会捡起来，他们一致回答:“不扔，也不捡。”于是鄂学勇就质问市民说:“如果说他在自己的家里，家里有一些垃圾，他会不会把垃圾扫出屋去？会！为何他来到大街上就不主动地把垃圾捡干净呢？”路乞则顺着回答道:“他缺少主人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