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腐败高发区”？

　　近日读到一条消息，说中国的高校已经成为“腐败高发区”，理由是近几年中许多地方的高校腐败案件都成倍地增长。采购设备吃回扣、基建工程“暗箱”操作、招生人员索贿受贿，还有学术腐败等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所以很多人惊呼，“净土”不“净”了，“清水”不“清”了，高校不仅已经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和“多发区”，而且成为腐败的“传染区”和“扩散区”，侵蚀着学生，毒害着社会。（2005年第41期《瞭望》新闻周刊）

　　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县委书记的岗位”是“腐败高发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省连续有18个县委书记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还有最近刚刚受审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仅在1999年至2004年5年时间内，他卖官收入就达3200多万元,平均每年630多万元。（10月21日《检察日报》）

　　再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交通厅长的位置”是“腐败高发区”。从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开始，先后有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多省区交通厅厅长犯下经济大案。河南省交通厅更是创下了曾锦成、张昆桐、石发亮三任交通厅厅长“前腐后继，共赴贪坑”的犯罪纪录。（2004年2月29日《燕赵都市报》）

　　除此之外，还有人说“组织部门”、“政法部门”、“金融部门”、“财税部门”、“城建部门”等是“腐败高发区”。总之，在公众的眼里，凡是“有权”和“有钱”的地方，就是腐败的“高发区”。而且“权”越大，“钱”越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统计局里一个看门的老头，再想贪，再想捞，又能捞到什么？

　　靠山的就吃山，靠海的就吃海；有官的就卖官，有钱的就贪钱。只要有机会，谁都可以“捞一把”。而且往往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有多大的权力，捞多大的好处。只是苦了那些“清水衙门”的官员们，想吃没人请，想收没人送。但他们也不闲着，不是手不闲着，而是嘴不闲着。一天到晚，到处发牢骚，放怨气，骂贪官，恨腐败，更无心干好本职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成了“腐败高发区”？有人说，是因为“周围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了沉默”。也有人说，是因为“法纪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觉得责任不在同级，更不在下级，而在上一级。正是由于一些上级领导的认识误差和疏于管理，才给腐败者提供了恣意妄为的机会。

　　一种是把“好岗位”当做恩赐和施舍。某个人资历很老了，某个人功劳很大了，某个人和自己交情很深了，于是就安排他去一个“油水”很大的单位。但你是安排他去那里工作呢？还是安排他去那里“捞油水”？

　　一种是总想靠提高“一把手”的权力来保证上下的统一。把很多的权力，都集中到“一把手”手里。他说让谁上谁就上，他说让谁下谁就下。这的确有助于集中统一。但把本属于公众的权力交给某一个人，就必然会产生腐败。

　　一种是把“查处率”看成是影响稳定的因素。在不少地方，不是群众举报谁就查处谁，也不是纪检和反贪部门怀疑谁就查处谁，而是当地的主要领导让你查处谁就查处谁。于是，就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不查，都是“好官”；一查，都是“贪官”。虽然看起来“平安无事”，但却隐藏着很大的隐患。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缺乏的，不仅是防腐监督机制，更重要的是腐败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