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美法学交流奔走半生的“常青树”

　　本网记者 余瀛波 袁定波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美法学界之间，始终活跃着这样一位充满情谊、孜孜不倦的“常青树”。他是在美国较早进行中国法研究的开拓者，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法的权威，是中美法学交流的先驱，更是力主打破中美关系坚冰，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功勋人士。他就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杰罗姆·柯恩教授。

　　第一次见到柯恩教授是一个月前，那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作一个有关美国法律人的多重角色的演讲，知道他对东亚法律特别是中国法律有着深厚的研究，今天再一次近距离与他交谈，更是为他对中国法律研究和中美法律交流所做的贡献深深感动。

　　1951年，柯恩从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毕业，获文科学士学位；1951至1952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此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于195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柯恩先生曾先后担任两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助理和法律秘书。1958年，柯恩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担任助理法学教授，从此开始教学生涯。

　　1960年，他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法，成为美国中国法研究的先驱者。1964年，柯恩教授转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1965年，柯恩教授创建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并担任首届主任，直至1981年离开哈佛法学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年年初，他又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创建了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并担任首届主任。

　　柯恩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行者，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1979年中美建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1967至1968年间，柯恩领导了一个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组成的小组，专门致力于研究当时所需要的新的对华政策。在基辛格成为尼克松的助手之后，柯恩和他的同事们向美国当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总统挑选他最信赖的一个人同中国政府进行秘密会谈，以期扭转两国间每况愈下的恶劣关系。“这就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起因。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但最未引起注意的事情。”柯恩对此津津乐道，“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相信，如果美国的领导人跟中国的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交流、交换意见，就不会出现从1949年到1971年长达22年的隔绝状态。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交流，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非常好。”

　　1972年5月20日，柯恩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回忆起那段历史，最令柯恩老人难忘并备感荣光的一件事就是与周恩来总理的会面。那是1972年6月16日，他受邀与周总理一起共进晚宴，“我记得那天周总理还特别问我，你一个美国人来中国是否方便？”时过境迁，想不到当年总理短短的一句问候，竟然几十年来一直深埋在柯恩老人的心底，始终温暖着这份中美人民间的美好情谊。

　　从1979年起，他开始全力投入到研究中国问题的工作中。是年2月，应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邀请，在哈佛大学成立了国际税法研究所，在中美之间首次开展税务合作，当时主要的议题是就外国人在中国如何缴税问题进行探讨。接着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展开有关投资法的合作，当时，由于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没有多久，国内法学界很少有人清楚了解合营企业制度，柯恩教授在那个时候就来到中国讲学，为中国合营企业法的出台做出了很大贡献。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的加大，在中国外来投资的增多，柯恩教授就中国的投资环境做过研究，对国际合同、投资法、国际商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如仲裁、调解问题进行研究。1993年以后，他还担任了北京仲裁委员会和广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作为一位为中美法学交流奔走半生的古稀老人，他对中国法的研究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法律从无到有再到现在的蓬勃之势，见证了中国司法改革的逐步完善，见证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蒸蒸日上。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柯恩教授感言：“以前研究中国法，我一个人就足够了，现在我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联系人，一个日趋完善、系统庞大的中国法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这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来分别进行研究。”

　　秋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老人慈祥的面庞上，记者惜别柯恩教授，他使记者更加坚信那种以研究中国法律为理想、为中国法治进程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必将在中美法学界间不断延伸。

　　（责任编辑：奚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