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两次为《第二次握手》平反

　　1963年2月，不满19岁的我写下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我发现她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往往流传出去无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写，由短篇渐成中篇。这部小说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描绘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作品是作者思想的反映，《握手》也不例外。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保持着独立思考，在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革”开场后，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写《握手》，“对着干”的色彩更加强烈。“文革”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也使人们更加欢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握手》传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并于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年1月7日，我在“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省会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是指作品对周总理的歌颂，说明他们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我因此被“内定”死刑。

　　1976年7月，这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走“过场”。然而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读手稿后深受感动，暗中决定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地将案子扣在手中，拖延下来，直拖了两年多，拖到1978年……

　　北京。《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0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读者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曾因阅读、传抄《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忆起“文革”期间北京勒令收缴的手抄本中确有一个《握手》。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支持下，顾志成开始了对《握手》来龙去脉的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1978年12月25日，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而此前几天，他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在这些职位上大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因此，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尊敬他。两社研究了《握手》的几个“版本”，认定这是一本好书，决定寻找作者并出版这本书。为此，派顾志成和中青社女编辑邝夏渝前往湖南。1978年12月15日顾、邝飞抵长沙，在这“毛主席的故乡、华主席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处处遇到阻力和刁难。有一个人友好对待并切实帮助她们，那就是省法院的李海初。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渝飞回北京。李海初知道此案的“特殊背景”，忧心忡忡地说：“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远解决不了……”顾志成答：“湖南解决不了，我们回北京解决！”李疑虑道：“北京……有希望吗？”顾志成满怀信心：“你等着好消息吧！”

　　顾志成、邝夏渝赴长沙调查期间，胡耀邦开始关注这个案子。他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作出批示后两社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1979年1月9日，中国青年报在《青运情况》上发了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的内参。12日上午，李海初记录了顾志成的北京来电：“回北京后，向领导报告了我们来湖南的情况，并立即印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接到中央指示。”

　　顾志成电话中说到的“内部情况”，即指中国青年报的《青运情况》；她提到的“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即指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甚至考虑到我是个“知青”，批示指出要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

　　考虑到湖南某些人可能的顽固态度，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9年1月16日又给胡耀邦写了个报告。胡耀邦1月20日仔细读了这个报告并在湖南省公安局称“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句下画了杠杠，在“省公安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张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句下画杠并旁批：“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

　　胡耀邦又在1月22日给胡德华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事实上，我已经在1月18日平反出狱了。我在狱中身患重病。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必死无疑！

　　可是，事情出现了反复。湖南省原《握手》专案组四名成员于1979年4月出面写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信，坚持说张扬是个“现行反革命”，质问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干什么”？

　　显然，这次的矛头直指胡耀邦，直指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9年5月29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到停止出版《握手》的指令。

　　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是平反《握手》这场战斗的主要指挥员之一。胡耀邦把他叫去“谈了几个小时”，仔细询问张扬的情况和《握手》的内容，然后指示他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针对“四人信”写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报告……

　　胡耀邦这次没有作“批示”，而是要求下级干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中宣部当时设在中南海。根据胡耀邦指示，由中宣部安排，坚持不同主张的双方在怀仁堂一间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论战。双方从午后论战到深夜。吃了宵夜，要继续辩论之时，才发现“原告”方全部人马悄悄撤了———至此，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胜诉”了，《握手》及其作者再度“平反”了！

　　针对辩论结果，胡耀邦作出相关批示，肯定《握手》是好书，作者是好人。

　　从1970年起，在国家和民族极其困难的日子里，《握手》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全国，使成千上万的读者，“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丁玲语）。

　　在胡耀邦直接关怀下两次平反的《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终于以25万字的长篇小说形式正式出版，两三年内总发行量即达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印数的首位。另有朝、蒙、维、哈萨克等4种少数民族文译本。她被认为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描绘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绘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小说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鼓吹和对纯真爱情的描绘，被认为是“文革”时期对极左势力一种“针锋相对”的突破。一位作家说：“她写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的岁月里。她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1999年这部小说入选“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