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空结雨中愁

　　——诗人戴望舒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

　　今年１１月５日，是著名现代诗人戴望舒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诗人，软弱和坚强并举，幸运与不幸共存：同情“左翼”思潮，却写着堪称“尤物”的现代诗歌；曾因主编进步刊物被捕入狱，为了妻子女儿逃离香港，辗转于内地，却仍然受到婚姻生活的打击。作为一名诗人，他的诗歌被人传诵，名声可谓大矣，其诗学价值却很少得

　　◎冷尚

　　１００年前的昨天，即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５日，一位天生必是诗人的婴孩降生在浙江杭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就是后来成为“忧郁诗人”的戴望舒。父亲戴立诚原是火车站的普通职员，后任中国银行职员。母亲卓佩芝出身于书香门第，能成本地讲述《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戴望舒在这些故事里萌发了最初对文学的兴趣。今年，距他去世已经５５周年了。弹指一挥间，诗人复杂的一生变得短促如流星，无数世代的迷雾包裹着他，令人隐见其迷茫、困顿，然而细究他一生的几件大事，又可摸到那颗热烈跳动的滚烫心脏……

　　成名

　　１９２３年，１８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１９２５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在那里接触到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法国浪漫派经典作品，对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紧接着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俘获了这位青年诗人，有人说他从中找到将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最新诗艺结合起来的途径，但现在来看，不如说他找到了其中的“忧郁的情调”。

　　“感伤”作为中国诗歌几千年的基调之一，已在古典诗歌形式中试遍了所有的变化和可能，并已拥有众多光芒万丈的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入诗”，当时被认为也是诗歌发展的内部需求。闻一多、徐志摩率先尝试新诗的外在韵律和格式，创作出了一批连内容上都显得“洋派”的诗歌。戴望舒想到的则更多一些，他向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学习更“先锋”的方法，形式上将闻一多、徐志摩诗歌模式加以精确地古典改良，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书写，内心却始终诚实地拨动着那根古老的“忧伤之弦”。

　　１９２６年，戴望舒同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和译魏尔伦的诗。１９２８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一起创办《文学工场》。１９２８年８月，《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戴望舒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１９２９年４月，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有人评价他的诗是现代诗歌里的“尤物”。

　　爱情

　　与早期一帆风顺的诗歌创作相比，戴望舒的情感生活却一波三折。这一生，他真诚地爱恋过三个女人。尤其八年初恋，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戴望舒初恋的女性不是别人，正是挚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施蛰存——这位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鼻祖”之一的小说家、散文家，对戴望舒深为赏识，甚至可以说，戴望舒在诗坛的领袖地位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造就，是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

　　然而施绛年对诗人却一直没有特殊的感觉。经不住戴望舒一再追求，１９３１年春夏之交，施绛年心有所动，与戴望舒订婚。但要完婚有一个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于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８日，戴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到了巴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后来又转到学费比较低廉的里昂大学读书。对学位他却并不看重，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忙于写作和翻译，其间又对西班牙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将翻译《堂·吉诃德》当作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据施蛰存回忆：“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了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不知下落。”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其中一些片断，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１９３４年，戴望舒先后参加了巴黎和西班牙反法西斯群众游行，于是被学校开除，遣送回国。

　　戴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失恋的浓重阴影笼罩着诗人的心灵，八年苦恋的伤痛无法消弭。当时与戴望舒同住的穆时英主动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穆丽娟刚１８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喜欢文学，对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熄灭的爱火被重新点燃。１９３６年６月，他们举行了婚礼。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上海。１９３８年５月，戴望舒举家避难香港。不久，穆时英与戴望舒在政见上发生巨大的矛盾，戴望舒禁止穆丽娟再同娘家来往。１９４０年冬天，穆时英被打死，穆丽娟母亲服毒自尽，戴望舒瞒着这一消息。穆丽娟得知真情后，悲痛地带着女儿朵朵赶回上海。但丧事已毕，穆丽娟伤心至极，遂通过书信形式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努力挽救，但为时已晚。戴望舒这样自述当时所受的伤害：“香港沦陷后，我唯一的思想便是等船到上海去，然后带她转入内地；然而在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落在敌人宪兵队的魔手中了。而更使我惨痛的，就是她后来终于离开了我，嫁给了附逆的周黎庵了，这就是我隐秘的伤痕。”

　　１９４２年５月，戴望舒在香港与年仅１６岁的杨静举行婚礼。杨静一派南国少女的风采，性格非常活泼，敏感的诗人常常感觉自己把握不住。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他们的女儿二朵和三朵相继出生，给家庭带来欢乐。但戴望舒仍然忍不住开始怀念上海——那个恬静的家和温柔的前妻，以及那个“自己读倦了书可以去垦地”的园子。

　　１９４６年春，戴望舒携家眷回到上海，租住在四平路新陆村，把大女儿戴咏素也接了过来。他与杨静的矛盾从此加剧。１９４８年末，杨静爱上了同住一幢房子的蔡姓青年，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一直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杨静与蔡姓青年相偕出走。

　　１９４９年３月，戴望舒忍着哮喘病痛，带两个女儿乘船抵达北平，从事对外宣传工作。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８日上午８时，他因给自己注射针剂过量猝死，时年４５岁。戴望舒被安葬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与朱自清墓相邻。

　　身后

　　戴望舒具备一切天才诗人的条件：他看重感情，连自己都觉得“过分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将爱情和政治当作理想苦苦追求；他的诗歌柔美抒情，具有迷幻的魅力。在新诗刚刚诞生的岁月里，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与当时最出色的诗人比肩，甚至成为当时的诗坛领袖。

　　１９２２年他刚开始写诗时，正流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诗歌，以坦白奔放为标榜。但敏锐的戴望舒觉得这并非中国诗歌正途。他将诗歌看作另一种不能轻易示人的生活，朦胧隐约，却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其中真挚热烈的部分。他的作品精致优美，具备白话诗歌的基本特征，与当今众多不是诗歌的作品相比，《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虽然简单，却是真正的诗歌。

　　然而考察一位诗人的成就，不能简单地看其作品的流传广度，还要从后辈的诗歌书写者中去寻找至深的影响。重新回顾戴望舒的创作，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他在诗歌上应该做的工作远没有完成，就过早地离去了。他给后辈诗人留下的是一团气雾般的、顶多有些特殊味道的作品。这气味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来，却没有新的内容——后辈诗人还不如直接从古诗里去传承、寻觅更为复杂宽广的诗意。五四时期的诗人所做的工作，后来很快被上世纪７０年代的朦胧诗人们覆盖，更不要说轰轰烈烈的８０年代和“比硬功夫”的９０年代——汉语诗歌的列车在这两个时期突然提速，创造了新的诗歌准则和大量优秀的作品。有人甚至说，一个后辈诗人学习研究汉语白话诗歌可以直接跳过戴望舒等诗人。的确如此，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雨巷》，但现在成熟的诗人中，没有一个宣称他的技艺是从戴望舒那里来的。

　　尽管如此，在纪念戴望舒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首当年，仍然感到非常迷惑：学养丰厚的那一代诗人，又恰逢中国剧变的不平凡时刻，为何在诗歌上没有做出更伟大的成就，莫非真的艺术弄人——要达到汉语诗歌应有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书写她需要好几十代人的努力，一代人能做的事情相比之下就非常之少？在纪念戴望舒的特殊日子，我们呼吁给予诗歌更多的关注和宽容，向在喧嚣时代里默默耕耘的诗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