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光辉

　　□宗璞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长期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

　　人寿绝少超过百年，而思想却可以历经百年千年，一直活下去。1990年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去世。头几年，信箱里仍常有他的信件。我看到这些信件，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像是混淆了阴阳界。我拆阅，小心地收好，偶尔也回复。后来，信渐渐少了，但他的著作的传播却从未停止。前两个月又收到写给他的信。信是一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台湾学生写的。他说：“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封您收不到的信，但我还是想向您表达敬意。”过了几天，又有人谈起读《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体会，说那真是一部浩瀚如海的大文化史。

　　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书仍活在人间，与我们为伴。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冯先生说，他的哲学是最哲学的哲学，于实际无所肯定。去年，老哲学工作者茅冥家先生写了一本书叫《还原冯友兰》，这本书写得很内行。他说《新原道》是讲形上学的历史，如果黑格尔读到这本书，就不会说中国没有哲学了。这是茅冥家先生的意见。我想做学问就应像冯先生在《新原道》序言中说的那样，“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当仁不让，这样才能百家争鸣。

　　1926年，冯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就酝酿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的书。1928年到清华，他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那里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方法写成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对这个哲学史，以前就这样读过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才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这些年读到了一些评论，如任继愈先生的文章。他说，冯先生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他用现代的治学方法，把我们中国的哲学史梳理得非常清楚。例如把惠施哲学归结为合同异，把公孙龙哲学归结为离坚白。大家读起来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我们前辈学者经过许多辛苦工作整理出来的。其他还有很多例子，例如把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从《老子》、《庄子》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美国学者欧迪安特别推崇冯先生关于郭象的文章，把它译成英文。1995年我在美国，她把译稿用特快专递寄给我，表示对冯先生的崇敬。关于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陈来教授有一篇文章，说明了哪些地方是冯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说得很详细。

　　贞元六书是冯先生于抗日战争中在一盏菜油灯下写出来的。这6本书构成了他完整的哲学体系。《新世训》有序云：“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新原人》序云：“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书中提出了人生境界说，要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新知言》序云：“前发表一文《论新理学在哲学中底地位及其方法》，后加扩充修正，成为二书，一为《新原道》，一即此书。《新原道》述中国哲学之主流，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此书论新理学之方法，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序虽简短，六书各自的地位、彼此的关系说得很是明白。

　　1946年到1947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和卜德教授一起翻译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用英文授课，这个讲稿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有人误认《简史》为《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缩写本，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而是一本全新的书。如果只是缩写，内容就只限于两卷本原有的，但这本书有冯先生新的研究心得，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写出的。它用不长的篇幅，把很长的中国哲学史说得极为明白而且有趣，真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我每次读它都如醍醐灌顶，心神宁静。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他得以用全身心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他用尽了生命写出了这部书，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来形容实不为过。这部哲学史有自己的特点，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新编》自序中说到了这部书的特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着重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也有所阐述的历史。”我想他是做到了。《新编》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如对佛教的发展过程，提出“格义”、“教门”、“宗门”三个阶段。

　　父亲曾自撰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有人问我，冯先生1948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连接在一起的。中国文化是他的氧气，他离不开这古老的土地。

　　他在《新世训》序中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新原人》也有序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工作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全部贞元六书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更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冯先生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有文云：“并世列强，虽今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国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新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旧邦新命，这是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还对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说，应该把纪念碑文背下来。冯先生把这个意思写了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悬于他书房东墙，人谓“东铭”。

　　一副对联，共14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这14个字包含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在流逝的时间里时明时暗，却从未断绝，也不会断绝。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06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