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岳还留一片云

　　薛永年

　　张安治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画家、诗人和美术理论家。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并不是因为阅读他的美术论著，而是在刊物上看到了他的山水小品。然而，多年的教学行政工作

　　1911年出生于扬州的张安治襁褓失父，自小由外祖母携往南京抚养。舅父善书画，张先生耳濡目染，对传统绘画、书法与诗词兴趣日浓。考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后，他主修国文图画科，学画于谢公展，画路是写意，方法是临摹，打下了中国画的基础。17岁时，张安治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科，主要从徐悲鸿学西画，同时选修吕凤子的中国画课和汪东、吴梅的诗词课。虽然写诗多为通俗晓畅的旧体诗，但作画却从此走上了水墨写实的道路，观念趋于写实，画法近于写意，习作重于写生，创作关注人生，风格接近徐悲鸿。自此之后的十余年间，张安治艺事日进，曾协助徐悲鸿筹建桂林美术学院和设于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并任中国美术学院首批副研究员兼该院秘书。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画家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积极投入美术界抗战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培养真善美的心灵，以实现真善美的社会”、“崇刚健之德，尚朴素之美，习精严之法，依自然之理。”这一时期，张安治画得最多的是人物画，主要有中国画作品如《劫后孤女》、《避难群》等。这些作品均以入世的情怀描绘现实生活，或揭露日寇侵华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沉灾难，或表现劳动人民日常生活。

　　山水画也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安治常画的题材，所画山水比较接近西方的风景画，多以写生为据，用视觉幻象的技巧，摒弃古人的树法石法，笔墨设色时有融渗，表现出一定的光感，人物较小而具体生动，极富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但也有不同于一般西方风景画之处，那就是多有“象外意”，或有所寄托，或有所抒情。这与传统中国画追求的“画中有诗”，与张先生的诗人情怀和他少年时代接受的山水画传统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花鸟画不多，《三友图》和《荷花》分别代表了两种取向，前者师法徐悲鸿的写实作风，摆脱古人成法，以笔墨直师造化；后者上承扬州八怪，恣情写意，笔墨豪放。

　　1946年，35岁的张安治由徐悲鸿推荐派往英国研究考察。在英国的三年中，他不仅广泛考察、进修艺术史，而且演讲、办展、著文，自觉弘扬中华文化。他说，这是因为“予研修游学欧洲之时，有感于西方人对神州文艺传统精神之仰慕痴迷之深，远非国内所能想象；更遇西洋有识之士，于东方文化极高评价———此更激发我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与研究，以及弘扬民族绘画书法艺术，并使之不断创新，立于世界艺林之信念”。认识上的自觉，使他的写实水墨画在意境笔墨上向传统回归，但这种回归并没有回到古人的老路上去，而是以写实的造型和焦点透视的空间为基础，发挥笔墨之美并强化“传神”和“写意”。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安治怀着兴奋的心情毅然回国报效，先后在北京师大美术系、北京艺师美术系和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任教并担任教学领导工作。虽然教学行政工作繁重，他仍然坚持史论研究与绘画创作并进。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中国画致力于人物风景写生。当时，“改造中国画”的主张一度左右画坛，“西洋画科学、中国画不科学”的说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学贯中西的张安治不但没有以谙熟西洋画法自傲，还指出：“不从中国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来进行研究，而用西洋画的技法来衡量中国画，这一种办法本身就不科学。”所以他的人物画虽也融入了西洋画法，但特别讲求照搬西洋画法者容易忽略的中式艺术概括并富于诗意的抒情性。张安治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画，更以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充实了写实山水的精神内涵。他多次赴华北、江南各地写生，不但摆脱了古人笔墨图式的空泛，在透视体感光影方面参以西法，立意新颖，取景别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画法使一些描绘历史古迹、名山胜境与城乡风光的作品，分别从立意、取景、选材、意境和画法等不同方面都有所突破。

　　至上个世纪60年代，张安治对画史的研究已从宋代的宫廷绘画扩展到明代的文人画，对中国画优秀传统的认识也囊括了更广泛的领域，其中包括中国画技法语言的继承问题。他明确指出：“不掌握优秀的传统技法就要走弯路。”他的一些山水画作品在进行艺术提炼和笔墨发挥上也迈开了新的步伐。如《攀登雪山》和《东方第一峰———贺核试验成功》便以浪漫主义精神与笔歌墨舞相结合，在表现举世关注的重大主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文人画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辉煌的广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中国画创作活动中，仍显示其生命力并必将有所发展。”基于以上认识，张安治在他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生导师直至去世的12年中，不仅继续写诗，亦更加着力于书法，至于投入尤多的绘画创作则由水墨写实向传统的水墨写意回归并在创造新写意风格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其写意山水花卉取得的成就尤为引人瞩目。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大量写意山水，达到了毕生的最高点。他虽先后重游川、桂、宁、鲁各地，足迹亦至黄山、广东、杭州，但作品已脱离了实地写生的拘泥，放弃了写实造型的刻画，扬弃了焦点透视的局限，提炼了景色，创造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亦形亦影之间的自家图式，突出了笔墨千变万化和节奏韵律的形式美，强化了感受。在追忆和想象中，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同时，注入了雄秀浩荡之思，或超逸高远之情，提升了作品的境界与意境。

　　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两种取向。一是“融合中西”，二是“借古开今”。这种概括，应该说抓住了大势，把握了要点，但却遗漏了另一种出入于写实与写意之间的画家。张安治恰恰属于这一类画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中的中国画历程长达60余年，在不同时期对两大取向的依随和选择，处在发展与深化中。我以为要想深入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思索中国画未来的去从，研究张安治这类具有另一种代表性的画家，显然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06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