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农改超”两度夭折？

　　【南京日报报道】2003年7月，当第一个生鲜超市“鑫荣生鲜超市”诞生在南湖二号路时，作为一个准备替代传统农贸市场的新生业态，社会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创造这个新生业态的生鲜超市老板姚宁陵当时也气壮山河：要用3年时间，在南京开出50家这样的连锁店。

　　然而仅仅1年，包括紧随姚宁陵开生鲜超市的其他店家带着他们的梦想全军覆没。

　　几个月后，曾经死亡的龙蟠生鲜超市改弦更张，创办起了生鲜市场，同时还在秦淮区扇骨营小区开办了连锁店，生鲜市场总经理廖女士对生鲜市场信心十足，同样打算用最多两年时间在南京开出8家连锁店。

　　然而，还是仅1年时间，廖女士不得不将惨淡经营的生鲜市场关门。可以说，生鲜市场的关门几乎宣布了“农改超”走进了死胡同。

　　沉重的负担

　　所谓“农改超”就是用超市化的模式改造现有的低层次的农贸市场，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优美的环境、便利的购物方式。当时，农贸市场多数还处于露天市场，即使是室内农贸市场也难免脏乱差，从政府到百姓都希望农贸市场能改观。

　　政府为了强力推进“农改超”，曾经给予参与“农改超”的投资者的优惠政策，每平方米政府给予补贴，一般情况下，一个300平方米的生鲜超市，可以得到10万元左右的补贴。这给了众多参与“农改超”投资者以信心和鼓励。

　　但是即使如此，生鲜超市还是死亡了。死亡的直接原因恰恰就是超市化的特征：统一收银。为了统一收银，一家生鲜超市安排了14名收银员，围绕收银机，配备了6名防损员、4名理货员，增加了包装袋、打码纸等费用，1年陡增近40万元成本。沉重的负担，直接反映在价格上。而大量没有“改造”的农贸市场甚至露天市场包围着“农改超”超市，生鲜超市生意当然一落千丈，死亡是必然的。

　　高不成低不就

　　同时开办了龙蟠里和扇骨营生鲜市场的老板廖女士承认：在两个生鲜市场的附近都有一个农贸市场，老百姓还是愿意到那两个农贸市场去买菜，尽管那里环境不如生鲜市场，但价格低，即使她的两个生鲜市场价格和他们一样，终究只能平分当地的市场份额，对成本比较高的生鲜市场来说，一半的市场份额也不足以维持生鲜市场的正常运转。

　　其实，在许多地方，大卖场都纷纷扩大生鲜经营，他们品种多，深加工产品更丰富。与几百平方米的生鲜市场相比，消费者更愿意到动辄上万平方米的大卖场去购买生鲜食品。现在各大超市的生鲜比例都接近50％，其规模不亚于农贸市场，夹在农贸市场和大卖场之间的生鲜市场高不成低不就。

　　“农改超”担子该谁挑？

　　市菜篮子工程办公室认为，当初鼓励开办生鲜超市和生鲜市场，主要是积极鼓励农产品龙头企业参与“农改超”。这些农产品龙头企业有能力建立产品产销联盟，通过他们建立超市，或者让生鲜超市加盟他们的供应链，可以实现订单农业，形成“公司＋基地”的经营模式和产销一条龙的服务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变化，这些龙头企业更愿意与大卖场结成伙伴，对生鲜超市或生鲜市场兴趣不大。由于这些龙头企业不屑与之合作，生鲜市场只好引进一些菜贩设摊收取租金，与农贸市场几乎没有两样，根本谈不上优势，也就吸引不了市民。

　　苏果超市负责人认为，在大规模流通企业出现后，改造农贸市场、改变市民买菜习惯、最终取代农贸市场的“农改超”，历史性地落在连锁大卖场的肩上，生鲜超市和生鲜市场在全国各城市的失败已经证明这个道理。

　　南京日报记者蒋维祥(编辑涵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