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了票子就能多生孩子？

　　邓海建

　　据报道，计划生育国策遭遇新难题，城市富人名人越生越多。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施行30多年，在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超生新贵”的出现。

　　若干年前“超生游击队”是穷困尴尬的，而当下城市中“超生富贵兵团”似乎让“超生”与名车、豪宅一样，具有了身份地位的时髦意义。如果一项政策具有了游离和规避的光明正大的空间，那么自然会寄生“特权”、“对立”和“危机”。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它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点上的规范，它是如何异化成了“挣了票子就能多生孩子”的荒唐的呢？

　　我看根本就在于“无法可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谛之一———就是维护公民在生育上的合法权益，在生育问题上谁也不享有特权，谁也不受歧视。遗憾的是，我们对超生开出的罚单只有两项内容：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加之行政处罚鞭长莫及、经济处罚成本对富人“九牛一毛”的意义，超生成了“合情合理”的超国民待遇。

　　于是超生对于大多富人而言，只剩下颇具自由裁量色彩的经济底线意义：其实，所谓罚交的“社会抚养费”的实质，只是因违法生育侵犯了国家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受到的经济和道义上的惩罚，它只承担了部分社会经济责任，缺乏法律惩戒意义———人口毕竟不是商品，单一的经济调节是失灵的危险的。再者，我国对公民财产收入的监管体制尚不完善，如果按照他呈报的收入罚款或者按照人均收入进行罚款，对富人来说弹性自由不痛不痒，罚款越来越形而上了———无形中放纵了富人们不顾计划生育部门的批评教育、而动用经济手段和社会资源获得超生认可的行为。

　　一个公民社会，当超生以特权形式大摇大摆地出现，“超生新贵”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是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当这种不公正的危象成为正常状态、而且最终要将原因归结为个人财富的多寡时，超生特权就将必定危及社会心理防线和对政策正义的期许。

　　迫在眉睫的，是不仅要做好高档社区计生工作，更重要的是加强多元监管。同时，建立公民财产监管体系，按照富人的实际收入按比例给予重罚，考虑以刑罚的严厉消弭特权主义思想。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不给任何一个富人留下任何一个违法生育的机会———请记住，基本国策面前不应有特殊公民。（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