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小莹
许多年以前，过年的时候，我总到一些人的家里去，在那里会吃到知青带来的农村土特产。安徽插队的，大多是山芋干，花生；江西插队的，吃的东西没有啥，但会带来樟木箱和排门板，可以在夏天当铺板；云南、贵州回来的，带来一些酒和香烟；黑龙江、吉林回来的，是很大的黄豆和葵花子；回来的人和原本就在家里的人，便围坐在太阳底下，吃着带
回来的土特产和上海市民配给的年货。他们吹着自己的口琴和笛子，或者拉手风琴，一拨子人都会跟着唱起来。有几个女人教我把花生米和奶糖一起放在嘴里吃，先是慢慢地甜起来，再有花生的香味，一点一点和着奶糖的味道，浓郁起来，是很地道的花生糖。她们自己便这样咀嚼着，身子挨着我。让我闻着这样的一股热烘烘的花生糖香味。这个时候，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着这一年推出的一些革命历史歌曲，在每放一首歌的时候，都要说一遍“聂耳曲，集体重新填词”或“冼星海曲，集体重新填词”。
在那时，城市里的每个家庭，便是这样不断地感受着农村和边疆的气息。就连衣着上，回来的人脱下的军棉衣，就穿在了他的弟弟妹妹身上了。有一种叫“拖拉机棉袄”的，黄绿色的，用缝纫机踏出条纹来，成为时尚。
插队回来的知青还带来一种风气，那便是“敲定”。谁和谁谈朋友了，敲定了。他们在农村和边疆战天斗地，同吃同住，很快便“敲定”了，在这个时候，便可以带来带去，见各自的爷娘，各自的朋友。所以，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男男女女的。他们男女之间都很团结，不像我们中学里的同学之间，男女不说话。我觉得，他们在劳动中建立了革命情谊，同时也带来了生活和爱情，这样可以让他们离去的时候，不再哭哭啼啼。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要这样地从生活里走出去。我跟他们现在很亲近，也是在跟以后的我自己亲近。对他们现在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服饰的感觉，一个终日盘绕在耳畔的旋律的眷恋，都将在以后的生活里再现。我相信我一定会生活在这个人群里面，并且会很快爱上其中的女人，谁，或谁，她们会和我心目中的偶像有几分相像。这样的，可以被我爱上。这样的女人，我已经发现了不下几个，具体的选择，我得留到那会儿再说。
那些夹杂不清的、可笑的、缠绵又温情的细节，一直在我的冬天里回来。那是暖冬。每当我在冬天里，我都要把花生米和一颗奶糖一起放进嘴里，重新吃到了真正的花生糖。那时候，那些女人会让我想起来；想起往昔消逝的岁月和留存的记忆，黯然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