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红壤的人

　　刘更另教授（左）在介绍红壤研究经验。 本报记者 田超摄□文／本报记者 李贵洪 实习生 刘永良 □图／本报记者 田超

　　在北京社稷坛，按东、南、西、北、中的方位，依次铺陈着青、红、白、黑、黄五

　　1960年春，中国农科院的一批热血青年，怀着科技报国的志愿，从北京来到偏僻的湖南祁阳县官山坪村安营扎寨，建起了一个红壤实验站，从事低产田改良研究。

　　改良“鸭屎泥田”

　　官山坪属于典型的红壤丘陵区，土地十分贫瘠，当地有一种分布比较广泛的低产田，土质粘重，特别怕冬干。一旦冬干，田面龟裂成块，泥土犁不碎、耙不烂，秧苗插下后常常坐在田里不返青、不发根、不分蘖，一直到秋天才生长。因为这种稻田的泥巴很像鸭屎，当地人称它为“鸭屎泥田”。这种田产量很低，南方各省都有，湖北叫“发僵田”，云南叫“发红田”，总数上千万亩。

　　祁阳红壤实验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良“鸭屎泥田”。他们向有经验的农民请教，先后召开了140多次调查会。经过400多次对比实验，科研人员发现“鸭屎泥田”低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壤缺磷，施用磷肥就能够大幅增加产量，最多可增产三四倍。但施用磷肥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鸭屎泥田”的土质结构，他们又摸索出了种紫云英的办法，使“鸭屎泥田”中的有效磷含量趋于正常。据统计，1964年，湘南、湘中共有295万亩“鸭屎泥田”推广使用祁阳红壤站发明的“鸭屎泥田改良”办法，共增产稻谷3.6亿公斤，这项技术成果获得了1964年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改良“鸭屎泥田”，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开端，祁阳红壤站的科研人员再接再厉，相继完成了施用钾肥提高水稻结实率、改良砷毒田、改良潜育化稻田等多项红壤区低产田改良研究项目，并发明了“丘陵立体农作制利用技术”、“南方红壤丘陵区牧草种植高产栽培技术”。建站45年来共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5项，省部级成果奖17项。得益于这些成果，南方红壤地带成为我国粮食、经济作物和肉类产品的重要基地，所生产的粮食占到全国总产的44.5％，茶、丝、糖占到93％，肉类占到54％。

　　到目前为止，祁阳红壤站是中国农科院在南方唯一的综合性实验站，也是我国农业系统历史最悠久的农村野外实验站，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10多个国家的同行建立了多项长期合作研究项目。祁阳红壤实验站里，先后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陈永安、农业部突出贡献专家陈福兴，以及中国农科院土壤学一级学科带头人徐明岗等顶级专家。

　　拣狗屎的“海龟”站长

　　祁阳红壤站建站初期，科研人员住的是土砖房，喝的是泥巴水，度的是单身日，干的是辛苦活。白天在田间地头测量实验数据，晚上点着煤油灯查资料写论文，艰苦的条件没能冷却这群年轻人的报国激情，简陋的实验站里，每一个空气分子中都浸透着乐观开朗的气氛。

　　官山坪村的老村支书王凤元清楚地记得，当时红壤站的站长叫刘更另，是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大知识分子，穿戴跟农民一样，为人也极和气。为改造低产田，刘站长带着站里的科技人员顶着烈日挖土，后脖子上的皮都晒脱了一层。“有一天，他让我买两把狗屎耙回来，要我和他一起出去拣狗屎。我嫌臭不想去，他还给我做工作，说狗屎可以肥田。”说起4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王凤元无限感叹：“一个大知识分子能去拣狗屎，不容易啊。”

　　“拣狗屎”的刘更另一步一个脚印：上世纪60年代弄清了磷肥防治水稻秧苗不返青的机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钾肥；80年代研究出用硫酸锌防治水稻“僵苗”的办法；90年代提出“水平浅沟、沟坑相连、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解决了红壤地区旱坡地季节性缺水问题。

　　在祁阳红壤站，科研人员以站为家，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忙碌在田间野外。长期风吹日晒，科研者个个面孔黝黑，双手粗糙，视觉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去10来岁，乍一看，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就是调教红壤的专家。

　　像泥土一样朴实的科研人员深受当地群众信赖，村民们在生产上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常常去实验站咨询。近水楼台先得月，官山坪村村主任刘满和说，有了红壤站就近提供技术指导，他们村现在是全镇最富的村，“不仅村民有钱，村集体也有近20万元存款。”

　　红土地上孤独的守望者

　　把祁阳红壤站建成中国的“洛桑实验站”，是徐明岗博士的一个愿望。据他介绍，英国的洛桑土壤实验站是世界上建站时间最长的野外土壤实验站，至今已有163年的历史。而祁阳红壤站在国内拥有建站时间最长、长期定位实验最多、周围红壤很典型等独特优势，只要有人才，完全有能力建成中国的“洛桑”。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面世界的丰富多采与站里生活的清苦单调形成了强烈反差，不可避免地对实验站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冲击。从1992年起，因为“找不到女朋友、家里来人没地方住、工资养活不了自己”等理由，陆陆续续有人离站。到2001年，鼎盛时期拥有50多名科研人员的实验站，只剩下16人在坚守岗位。

　　在人才外流的同时，实验站吸纳大学生的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祁阳红壤实验站的党支部书记秦道珠告诉记者，从2001年至今，实验站只是在今年才招到了一名大学生。

　　“虽说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是金子。然而没有了年轻人接班，金子也会有用完的时候，真到了那时候，实验站可就生存不下去了。”秦道珠迫切希望有关部门出台激励措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实验站的红壤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