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是谈判的延长，谈判是罢工的出路

　　美国来信之林达专栏

　　纽约市公交系统大罢工，每天影响700万人出行，据说纽约市因此每天遭受四五亿美元的损失。可是平心想想，这样的事情说大也不大，早晚总要来，来了总会结束的。

　　雇主和工人的关系，是一种自愿基础上的合约关系。可是雇主强，雇员弱，所以雇

员要组织工会，早晚得通过谈判弥合分歧。这罢工就是提高声音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复杂的对话过程中，双方都在计算自己和对方承受罢工后果的能力；双方都会公开地表明誓不屈服的决心，宣扬自己的正当性，都有“摆姿态”的成分。到了差不多的时候，都会愿意坐到谈判桌上来，一直谈到达成协议为止。这和上个世纪初期一些地方的政治罢工是不一样的，现在那种政治罢工已经和它的意识形态一起消失了。

　　1966年，纽约公交工人要求加工资。谈判经历11小时不成功，在爱尔兰共和军中长大的工会领袖奎尔决定罢工，挑的日子是新市长上任头一天，想打他个措手不及，把市长逼到谈判桌上，可市政府竟得到法庭命令要让奎尔坐班房。就在这时候奎尔心脏病发作，躺进了氧气室。副市长秘密来到奎尔床边，问氧气帐篷里的工人头头:你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工会领袖此时没法说话，他伸出四个手指:汽车司机工资必须从一小时3.65元加到4元，增幅为15％。这是工会一方开出的价码，市政府终于接受，罢工就此结束。11个小时谈不拢的，罢工12天才谈拢了。

　　1980年，纽约公交工人又罢工，这次工人一方形势不利，此时纽约州有了规范罢工的新法律——著名的泰勒法案。泰勒法案规定，公共服务的雇员罢工是非法的，比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公立学校教师，公立

　　这样的规定有其道理。这一类的公共服务事业具有独家经营的许可，有长久经营的担保，从一开始就要受到比其他商家更严格的法律制约，从经营范围到价格都要政府立法机构通过，以免为牟取暴利而欺压大众。而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铁饭碗，工作比较稳定，福利待遇也是相对合理的。

　　所以，尽管罢工在美国是合法的，是劳动者的权利，但是纽约州泰勒法案规定，公共服务业罢工是非法的，因为公共服务业独家经营的力量太大了，你一罢工，老百姓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可能去找另一家。你有撒手锏能制约别人，别人拿你没办法，力量的不平衡，早晚要出事情。泰勒法案规定公共服务业罢工为非法，实际上是一种力量的平衡。

　　1980年的公交工人罢工，结果却并不是靠法律把工会压服，还是靠谈判。在罢工前，谈判谈成僵局时，纽约公交局主席和工会主席商量了一个计划:先是公交局提出一个最后方案，工会方面拒绝；然后请工会方面提出一个最后方案，这个方案折衷一下，让公交局顺势接受。可是工会委员会没照这计划办，罢工爆发。这次罢工坚持了11天，最后还是州政府的调解人从中斡旋，纽约市政府和工会都修改调整自己的要求，达成妥协。

　　罢工是谈判的延长，目的是达到谈判中没有得到的要求。可是罢工这一招是双刃剑，一旦使用，立即影响所有人，首先就影响罢工工人。

　　罢工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表达愿望和意志的能力，是保障自己权利的能力。这次罢工的纽约公交工会，也知道泰勒法案规定他们罢工是非法的，他们要承受一天一百万美元罚款，工人罢工一天扣两天工资，工会领袖甚至可能坐牢。他们宁可冒违法风险也要罢它一下，觉得不这样做人家就不听他们的声音，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提高声音的办法。

　　政府一方，虽有泰勒法案在手，却知道最终结果必定是谈判妥协。虽然市长布隆伯格称工会的罢工是“恶形恶状”“自私自利”，工会一方则呼吁劳动阶级友爱体谅，这都不过是摆出的姿态。真正解决问题要靠调解谈判。

　　1966年大罢工时，市长指定的三位调解员之一叫基尔，老先生今年91岁了。这次罢工的第二天，老先生一言道破关键:“集体谈判是一种沟通过程，现在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调解员。调解员是妥协的催化剂。”泰勒法案规定，劳资双方一旦形成僵局，法律要求州政府必须出面调解。这次罢工进入第二天，州政府指定了富有谈判经验的老资格调解员，单独会见双方，传递信息。罢工进入第三天，新闻里不停报道，在州调解员的斡旋下，谈判正在紧张进行。经过48小时的沟通，州调解员已经提出了双方都能“保留面子”的妥协框架。下午两点半，工会委员会投票，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妥协框架，纽约市公交工会宣布罢工结束。

　　纽约公交交通将陆续恢复正常，但工会和公交局将继续谈判。

　　(作者系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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