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垄断行业的“高薪谜局”成了中国改革中“东方不败”，在倍受诟病中依然扶摇直上。3月14日《信息时报》消息：代表委员建议垄断行业涨价应先降其员工高工资。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纷纷为如何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献计献策。有代表建议，公共事业不能以“成本增加，不涨就亏损”为原因一味涨价，要涨价，得先把其员工的高工资降下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预言：垄断断者，通过经常保持市场存货的不足，以远远高于正常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从而无论在工资还是在利润方面都提高他们的报酬。行业薪资的差异本来就是各家唱各戏的事情，自然有市场规律去归置，但垄断（尤其是因为行政而取得的垄断地位而非因为高新技术取得的垄断）行业薪资过高，就是一种基于权力配置下“余荫效应”的社会不公——民间流传“能力强不如入对行”是为注脚。一边是政府心急火燎地盯着基尼系数往上窜，一边是体制内的收入差距在垄断的烟雾弹下嚣张，垄断企业“高处不寒”的薪资：是一块无限自由裁量的“橡皮泥”还是一场计划回光返照的“落幕戏”呢？
如果说垄断高薪是一块橡皮泥，被裁减和消弭的就是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一边叫着亏损“不涨价不成活”，一边又工资节节攀升，玩的就是超额利润下的心跳游戏。超额垄断利润是有是无，是高是低，关键在于产品由谁定价、如何定价。国际上垄断行业产品服务价格通行的做法是，给其职工以中等稍偏上的工资，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企业利润率，最后才计算产品价位，即生产成本加职工工资，再加上平均利润。但是我们垄断行业在“听政会即涨价会”的帐单上开列的只有感性的“哭穷”理由：理由ABC都是要涨，在“独立专家”稀缺的年代、伪专家也站在垄断企业一边鼓噪着，但成本核算、绩效审计等单元大抵是一笔糊涂帐。垄断企业通过高工资消化着超额利润，实际上也是在变相消化着国家利益，国有资产在工资配置的“橡皮泥”里合理合法地流失着。
如果说垄断高薪是一场落幕戏，消费者（或纳税人）为它无偿伴奏了太长太长的时间。在工薪阶层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主要阶层、个人所得税已基本失去其合理调节收入功能时，垄断行业工资分配的有效监管也遗憾地一齐缺位着。这场靡靡之音起码有两大危害：一是垄断高薪下劳动力价格扭曲对高学历人员就业抛了一个“限制级”的眉眼：畸高的工资却使得其员工人数低于市场均衡条件下的用工量；而垄断高薪作为高学历人员就业参照系，也扭曲了他们对自己报酬的定位，增加了觅职成本，延长了觅职时间。二是这出戏本身就是对我们分配体制和分配原则的一个反讽，高薪垄断所垒起的门槛也使得一些“黑行规”衍生出畸形的产销利益链，反过来这些庞大而臃肿的链条又盘根错节地阻挡着民资竞争的步子。
有趣的是：垄断高薪即使在舆论和学界的“炮轰”之后，不但岿然不动，反而继续高着，可见，所谓的“限薪”还只是治标之策，解颐之方是打破行政性垄断体制，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竞争中来，通过竞争做大这些“产业蛋糕”，让垄断高薪叫嚣着涨价吧，当消费者不再买单，看你还能涨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