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振宁的报告

　　陈克艰

　　据报道，杨振宁先生在南方某大学作报告，谈我国目前不需要诺贝尔奖，需要的是比尔·盖茨和任天堂。还谈中美两国教育的比较和评价；美国教育有利于有创造才能的少数人，不利于能力一般的多数人，是美国教育的阴暗面。杨先生这是把不大相关的一些问题扯到一起来，长话短说了。

　　以需要不需要论诺奖，不免有点滑稽。诺贝尔当初的遗嘱，是要把奖金“颁给对人类的福祉作出卓越贡献者”，所以他强调，评审时“不应牵涉到关于国籍的任何考虑”。要说需要不需要，是人类需要那些为人类缔造福祉的“卓越贡献者”；诺奖本身，又何关乎任何个人或国家的“需要”呢？

　　诺奖实际运作的情况，与诺贝尔的理想似乎距离很大。有位美国史学家叫弗里德曼的，调查了1980年解密的有关档案，发现了“诺贝尔科学奖幕后的政治权谋”的故事——不少诺奖评审者用手中的权力，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呢。

　　例如，爱因斯坦就曾多次遭排斥，延迟了获奖时间。顺便说一句，爱因斯坦倒是确实需要诺奖，因为他刚离婚，需要这笔钱去付前妻的赡养费。然而，除了爱因斯坦，还有谁够格说“我需要一个诺奖”呢？

　　杨振宁先生说过：“一生所做最大的事，是帮助中国人民克服了不如人的心理。”如果说，提高中国人民的自信心也是一种需要，那么，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先生的获诺奖，还有后来几位先生的获诺奖，已经满足这个需要了。自信心不需要连续打强心剂。

　　至于“需要比尔·盖茨和任天堂”一说，不妨设想把比尔·盖茨和任天堂老板从美国和日本商调过来，坐镇中国企业。但这样做对中国的脱贫致富，不见得能起多大作用。我解读杨先生的意思，是中国需要能产生比尔·盖茨和任天堂的环境；若如此，则中国也需要能产生诺奖得主的环境，二者又一致了，似乎不必说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

　　杨振宁先生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超出专业领域的发言，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我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