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俄罗斯印迹

　　■俄罗斯人

　　从英雄到明星

　　“保尔班”少年

　　1952年，经上级同意，北京五中命名了第一届“保尔班”。两年后，当时12岁的徐祖哲与同学们，以全面优秀的成绩在同年级的十个班级中争得了第二届“保尔班”的命名。那个时代，在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事迹感召下，中国多个城市的学校里开设了“保尔班”。班里汇聚同一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保尔精神，并给全学校作出表率。

　　为斯大林掉泪

　　斯大林逝世时，徐祖哲念初一。他说：“当斯大林逝世的消息通过大喇叭广播后，大家都很难过，有人还掉了眼泪。”随着中国与“苏修”斗争加剧，以及苏联内部对于“个人崇拜”的清算，斯大林等领袖的高大形象开始在中国人心头变得模糊，并逐渐被蒙上了历史的灰尘。而曾经在学校开设的“保尔班”，也渐渐消失了。

　　普京：新崇拜年代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年轻人可以主动通过因特网了解自己关心的全球热点人物。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了不少中国年轻人的崇拜偶像。

　　在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有关他生活经历的各种书籍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人们还通过上网等方式，争相一睹这位桑勃式摔跤和柔道高手的风采。普京乘战斗机飞临车臣督阵剿匪，或者短暂驾驶战略轰炸机飞行的新闻，往往在第一时间内就成为中国“粉丝”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一些普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比如走路时左手摆动幅度明显大于右手，豢养着一条名叫科尼的拉布拉多犬等等，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记者发现，中国的“普京迷”们喜欢称自己的偶像为“京哥”。有中国网民还为普京开设了中文网站，并自发将一些介绍偶像的俄语资料翻译成汉语。由于普京拥有公认的“酷毙了”的外形，因此，不少中国网民将其称作“男人中的男人”，有人几年来坚持收集他的剪报，一些异想天开的女生希望有机会当他的秘书。

　　此外，体坛明星辈出的俄罗斯，在中国也有大批追星族。从库尔尼科娃到莎拉波娃，美女选手们令人目不暇接。

　　勤奋、坚韧的苏联英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被“靠自己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的俄罗斯当代明星取代。

　　3月2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到访，将拉开两国关系史上首个俄罗斯“国家年”的序幕，中俄双方将联合举办上百项活动，涉及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几十年来，苏联对中国影响之大，尽管大部已经涤荡在历史尘埃当中，但至今仍丝丝可见。也许借着“俄罗斯年”的机会，又将唤起中国人记忆深处的“俄罗斯热”。（上图：裹着中俄国旗、挽手同行的熊猫和棕熊的卡通形象成为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的标志。）

　　舞蹈

　　经久不衰的《天鹅湖》

　　在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心目中，芭蕾舞就等于《天鹅湖》，这种观念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虽然芭蕾诞生于西欧，但中国人真正了解它却得益于苏联。

　　1954年11月，中国为迎接十月革命节的到来，邀请了莫斯科大剧院的六台不同节目在北京天桥剧场等场地演出。这是芭蕾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有趣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对演员的紧身服装和男女肢体接触这些有违中国传统的内容产生抵触情绪。那次演出《天鹅湖》，使中国人从此与苏联芭蕾，特别是《天鹅湖》这一剧目，结下不解之缘。《天鹅湖》中最著名的高难动作是黑天鹅的32圈。它要求演员用一条“主力腿”在原地用脚尖脚掌起落，另一条“动力腿”甩动，身体作360度的旋转，而且要连续旋转32圈。同年，中国文化部聘请前苏联的芭蕾专家，执教国内第一个舞蹈教员训练班，并以此为基础，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剧场、舞蹈家的摇篮——北京舞蹈学校。

　　谈到苏联芭蕾对中国的影响时，分析人士指出，前者为中国民族舞蹈重返世界民族艺术之林找到一条捷径。

　　2003年初，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芭蕾舞团体曾在北京舞台上掀起“天鹅湖大战”，有的剧场为满足观众需要，还安排了加演。相比之下，其他芭蕾舞剧则没这么幸运。

　　对于中国观众偏爱《天鹅湖》的现状，从小接受俄罗斯文化熏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李英男（李立三之女）表示，这从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整体芭蕾艺术了解太少，媒介对其他作品的普及力度不够，以及演出公司的考虑单一。为了改变中国观众“偏食”的习惯，一些文化公司采用《天鹅湖》捆绑新剧目的方式。随着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的不断深入，除《天鹅湖》以外的其他优秀剧目也会逐渐得到欢迎。

　　音乐

　　从《喀秋莎》到Vitas

　　24岁的王琳是北京一家外企的“白领”。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互联网上看到了俄罗斯歌手维塔斯（Vitas）的音乐视频。从那时起，这位当今俄罗斯歌坛“第一红人”就成了她心中的偶像。

　　Vitas：“海豚音”比张靓颖还高

　　王琳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知音”。网站“维塔斯中国在线”显示，中国维塔斯歌友会中已有两万多名注册会员。当被问到为何喜欢维塔斯时，王琳对记者说，他外表帅气，舞跳得也不错。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男歌手居然能够“飚”出如此高的“海豚音”，那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高音仿佛是从天籁中传来的。据说比以“海豚音”著称的“超级女生”张靓颖还要高出许多。在这些年轻人眼里，维塔斯的魅力还在于他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歌手。从前总听欧美歌手的歌，没想到俄罗斯竟也有这样的流行音乐。

　　跨越文化交流的断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句出自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台词在中国曾经家喻户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俄罗斯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点唱。但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其实，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对当今中国观众依然是具备吸引力的。去年央视8套播出的俄罗斯百集电视剧《情迷彼得堡》获得广泛好评。这部后苏联时代的电视作品讲述了一个沙俄时期的爱情故事。除曲折动人的情节外，观众还欣赏到了传统的俄罗斯建筑特色和19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的风俗。

　　对于近年来俄罗斯流行音乐、影视作品在中国的点滴兴起，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戴桂菊教授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结果。“坦率地说，我的学生对俄罗斯流行音乐的熟悉程度让我惊讶。随着更多的人喜欢俄罗斯文化，我们的青年一代对这个国家的兴趣也会不断增长，这对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她说。

　　■饮食

　　从特权到时尚

　　建于北京展览馆西侧回廊上的莫斯科餐厅，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第一家西餐厅，北京人称之为“老莫”。

　　五十多年前的场景让小鹏至今难忘。当时6岁的小鹏在任职于中苏友好协会的父亲的带领下，来到“老莫”开了次“洋荤”。“餐桌上，各种餐具闪闪发光，喝的是橙汁，主食是切片面包，还有水果沙拉。这与平日住在低矮的小平房里，吃着窝头咸菜的生活相比，好像是一步登天。”

　　莫斯科餐厅最初因为它头上顶着特权的光环，而令常人无法接近。来就餐的多是苏联专家、官员和归国知识分子，人们穿着中山装和列宁装步入吊灯高挂、红毯铺地的餐厅，仿佛前来朝圣，而不是赶赴饭局。

　　“老莫”全面开放后，一些好奇的市民攒了几个月工资就为来这里体验一下异国情调：不少人在这里学会了西餐的礼仪，却也在就餐过程中不免露怯：这里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虽然只有一点，但又咸又腥，大多数人不懂得拿它抹面包，就生生忍着直接吃掉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老莫”曾是一些高干子弟聚会的首选场所。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此有生动刻画。后来，大批“红卫兵”拥进“老莫”。在他们所谓“谁吃，谁就是修正主义”的恐吓下，顾客不敢上门，餐厅被迫关张。重新开业后，“老莫”食谱一度被改为中餐为主。一位叫秦大同的老顾客回忆说：“当时刀叉难逃‘资修’之干系，故餐具只剩下相对革命的勺子。”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莫斯科餐厅重获新生。2000年，扩建装修后的“老莫”，营业面积达1300平方米，可容纳600人同时就餐。增加了对外承办企业产品发布会、商务会议等各种活动，让“老莫”与中国的经济脉动联系得更为紧密。如今的“老莫”，在保持原有俄式西餐正宗口味的同时，也推出了更加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特色菜肴。虽然其价格明显高于同类产品，但在“老莫”品牌的感召下，人们还是纷至沓来。

　　■服装

　　一去不复返的列宁装

　　“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这句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中颇为流行。

　　有意思的是，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却在当时的中国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它的外观是西服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既朴素干练又英姿飒爽。此外，列宁装有时还会附加上一条腰带，它的紧束功能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蓝、灰、黑。除列宁装外，当时很受女孩子们欢迎的还有“布拉吉”（俄文译音，意为连衣裙）。

　　列宁装风潮直至中国与苏联的交恶，才逐渐退潮。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进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化、对服装的禁锢也越严重，主流女装成为了军装。曾经的“布拉吉”因会暴露腿部而无人敢问津。这个外来词也因“连衣裙”一词的出现，逐渐被多数中国人遗忘。

　　而当苏联解体，中俄边贸在倒爷们推动下“井喷”时，中国人惊讶地发现，曾让他们觉得时髦的苏联人已经落伍了。今天中国人生活中的俄罗斯元素，已很难达到令整个中国为之倾倒、追随的程度。列宁装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亲历

　　俄罗斯女商人的故事

　　199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黑河口岸时，21岁的奥利娅·费德洛夫娜还只是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一名刚刚读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此前她脑海中的中国，只是父辈的描述和一张张图片的集合。从翻译、瑜伽教练到商人，奥利娅和许多俄罗斯人一样，在中俄经贸合作中不断寻找着自己的新角色。

　　奥利娅：从翻译到商人

　　小的时候奥利娅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服饰到历史文化，她细心地搜集着关于这个国家的每一点滴，中国在她心中一直是童话、神秘的代名词。1993年，奥利娅在一名中国留学生的邀请下，开始了自己的探秘之旅。“当时俄罗斯人来中国主要是旅游，而中国人则是带着大包小裹到俄罗斯做生意！”许多俄罗斯人在中俄边境疯狂地购买着生活消费用品，中国边界口岸绥芬河、东宁、黑河等地成为当时中俄民间以货易货的重要交易通道。

　　2000年，当奥利娅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她深刻地感受着这个国家的变化。在哈尔滨，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些她过去所熟悉的街区完全变了模样，手机等新兴的通讯工具开始在她身边的中国朋友中迅速普及。

　　当时，对于准备在哈尔滨定居的奥利娅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十分必要。奥利娅说，做翻译是当时惟一的选择，但由于中俄民间贸易多年来持续升温，俄语专业人才很多，自己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然而，正当为她翻译工作奔波时，瑜伽这种运动开始在中国悄然兴起，这为曾经做过瑜伽教练的奥利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2004年，奥利娅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瑜伽健身市场，发现中国缺少专业的瑜伽健身服装生产商，于是她把淘金目标定位在了专业服装上。奥利娅认为这是她的一次觉醒，中国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过去许多俄罗斯商人主要把眼光放在中俄边境贸易上，很少考虑在中国建厂开发相关专业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哈尔滨也是我的家”

　　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中俄双边经贸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许多像奥利娅一样的俄罗斯商人和投资者开始重新发掘中俄合作市场。

　　虽然奥利娅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个商人，但她还是不自觉地融入了中俄经贸合作的大氛围，如今她把目光瞄准了更广阔的生活服装市场。她说：“中国需要自己的品牌，而不是简单地与国际品牌合作。如果有合适的投资，那么我会创立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一定要在服装上注明“哈尔滨制造”，因为我喜欢哈尔滨这个城市，这里也是我的家！”

　　本组稿件据《国际先驱导报》

　　上世纪50年代，苏联芭蕾舞大师古谢夫在指导北京舞蹈学校排练“天鹅湖”（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