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歌德活在今天

　　■文/郭春林

　　只要词典里有“假如”“如果”这样的字眼存在，只要语法中在继续使用虚拟语气，就证明人其实不能缺少假设。站在现实的角度，几乎所有的假设又多半隐含有批判和怀念的意味，起码它能够给我们一个无限的想像空间，让我们耽溺其中，除了感喟和追怀，至少可以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这样的假设也因

　　让我们想像歌德活在今天的情形。假如歌德活在今天，他还会不会仍然给“幻想女神”“这个傻姑娘”以“最高的赞美”？歌德之所以要赞美幻想女神，乃是因为幻想是诗的生命，但同时，幻想也是生命的诗。记得已故诗人顾城就在那首著名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唱道：“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这个孩子说，“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象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没有幻想也就没有诗，没有幻想的诗人不是好的诗人，更不可能成为杰出的、伟大的诗人。更重要的是，没有诗的生活，没有诗的世界是残缺的，也是无趣而寡味的，是斤斤计较的数学的生计，不能称为“生活”的日子。我们如今的生活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每一个时刻”是紧张而忙碌的，即便是夜晚的睡眠也是没有梦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有诗，我们已经不再幻想，我们也已经失去了幻想的能力。

　　歌德在一首《要素》的诗中指出，诗中要有爱情和“杯盏之声”，诗人接着说：“此外还需要武器之声，/也要吹奏嘹亮的喇叭；/一待幸运的火焰燃烧，/让英雄在胜利中神化。/最后，不可缺少的乃是/诗人要有一些憎恨；/凡是不可忍受的、丑恶的；/不让它和美好的并存。”

　　且不说这个时代的爱情究竟怎样，我们也已经久违了英雄的形象，更少见深刻的“憎恨”，借用鲁迅的说法，我们似乎都已经“出离愤怒”了。

　　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正是出于这样的愤怒，写出了皇皇巨著《西方正典》，其中赫然就有歌德及其《浮士德》。在布鲁姆看来，歌德是“贵族时代最后一位自觉的诗人”，而《浮士德》就是他的“一部宏大的幻想之作”。但更让布鲁姆神往和敬畏的则是歌德身上无与伦比的伟大个性。虽然如今的人们整天将“个性”挂在嘴边，实际上那却是时尚培养出来的奇异，因为歌德为之咏叹的如水般的心灵已经枯竭。

　　假如歌德活在今天，也许他会和少年维特一样，早早地弃世而去，也许歌德不再是伟大的诗人歌德，而只能是一个平庸的枢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