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的孔夫子”

　　■文/李平

　　歌德的《浮士德》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剧作被西方评论家并称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歌德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记得有一次，电视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请嘉宾（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哲学家）说一句对自己影响深刻的话。这位哲学家仰起脖子，充满感情地念起了《浮士德》末尾的诗句：“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

　　德国有个小城市叫魏玛，歌德曾长期居住在那里。今天的魏玛有一个歌德广场，不亲历是完全无法想象那如梦似诗般的浓烈氛围的：绿树成荫的宽阔的步行街上，除了维持原貌的歌德、席勒纪念馆，四处满是洋溢着书卷气的各种书店，临街遍布着富有欧洲传统的大小咖啡店。人们脸上都带着微笑，是那么彬彬有礼。广场上有很多民间艺人，有的在弹吉他，有的在吹长笛，有的在拉小提琴，有的在画画，有的在跳舞……陶醉在这样的文化境界中，你根本就不想出来了。

　　歌德生前关注过中国，发表过关于中国文化的言论，西方有人把歌德称为“魏玛的孔夫子”。晚年的歌德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他向汉学家请教中国文化，他在魏玛大公爵图书馆借阅中国问题图书的登记至今保存着。后来，歌德还读了不少中国的戏曲、小说和诗歌，如《老生儿》、《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1827年1月31日，歌德谈到自己正在读的《好逑传》，表示“它很值得注意”。对话者爱克曼问道：“这部中国传奇在中国算不算最好的作品呢？”歌德断言：“绝对不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歌德读到的这些作品虽算不上杰作，但对于传播中国文化显然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大都受儒家理性主义影响，强调一切来自理性的安排，这同歌德晚年的创作观念有契合之处，歌德自然注意到了它们。

　　歌德还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出于这一信念，他以最纯熟的德语译出了中国诗歌《百美新咏》中的4首，且每首附有解说。歌德还依据所读《花笺记》的感受，创作了一组充满中国情调的诗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国的许多基本哲学思想在诗里都有显现。歌德晚年的《西方和东方合集》也是以东方素材为基础的抒情诗集。这些都体现了歌德站在文化比较和世界文学的高度，探寻中国文化奥秘、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努力。正如歌德在《百美新咏》译诗的引言中所写的：这些诗及其他中国文学作品“实使我们对于那个防守严密的国家，可能加深加细的往里窥看”。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歌德看到的是存在于这个文明古国的普遍的哲学、人性思想和道德面貌。不从普遍人性的哲学信念考虑，就无法理解歌德一生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和所做的一切。

　　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是当之无愧的。有趣的是，我国有学者在比较歌德与孔子时，指出了两人的东西方人格之异：孔子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整个生活永远只向着一个目标；而歌德每一个时期的生活都自成一格，可以分别加以研究。这是深入分析以后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