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的异意

　　电影《寻枪》的情节因为太过简单而让人觉得扑朔。

　　贵州的边陲小镇云凹，警察马山在一场宿醉后把贴身的手枪丢了。因为枪里的三颗子弹牵涉“九条人命”，马山开始了无休止的寻找。其中一颗子弹射进了曾经的情人李小萌的胸膛，马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怀疑完了周围所有人之后，马山用自己的身体消受了剩下的两颗子弹，并把偷枪贼和自己拷在了一起。影片的最后，马山大笑，笑得苍凉，笑得彻底

　　影片中，“枪”被夸大成了马山生活的全部意义。

　　马山的父亲身份决定于此。马山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在丢枪前后的鲜明对比让马山的父亲身份的失落一览无余。作为一个警察，马山在儿子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批评、打骂是经常的事情。但丢了枪的马山在墙角静静洗碗，儿子跑出去看电视，也无暇顾及，丢了枪的马山威风扫地。

　　马山的探长身份也决定于此。警察马山，是全云凹镇受人尊敬的人物，“探长”的称呼使马山十分受用，他腰上的枪使整个小镇得到安宁。

　　在“枪”所代表的这诸多功能与特质中，更重要的是一把普通手枪对外面世界的巨大影响。在公安局长看来，马山丢枪不报的这二十个小时里，“枪要是流到了北京，给党和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短短的一句话，把远在千里之外的政治中心和边远的贵州小镇紧紧地联系起来了，这是局长的政治智慧，更是丢枪者马山背上的大山。

　　同时，影片隐含的另一条主线———一直藏在幕后的偷枪者也在故事的叙述中暗流涌动。刘结巴偷走了枪，他可以从容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了：误杀李小萌后，潜伏了很久，在路轨边的站台上再一次端起了枪。这样做，在他自己看来，是为了为民除害：“周小刚做假酒，吃死了我们家里人，喝死了好多人。”这样的动机使刘结巴的行动带上了崇高而悲壮的意味。一个瓦匠的儿子，一个卖羊肉粉的小贩，奋起反抗国家强力的权威和法律树立的秩序，用自己的本土方式去解决政府和法律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实践朴素的以血还血的正义。

　　出于自己家人被喝死的惨剧激起的对奸商周小刚的仇恨，刘结巴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他对马山说：“你们要证据，我不要。”他要的就只是周小刚死。刘结巴从来就没有试图诉诸于国家强力，他从心底里就不相信国家“要证据”的法律能给他带来正义。按照这样的逻辑，以刘结巴为代表的乡土力量的反抗就是自发的了：国家权威希望把整个乡土社会包揽在自己的保护之下，乡土力量却时时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同样，故事的结尾也暗示着讲述者的心理取向：防暴队员控制了偷枪贼，枪和犯人又回到了马山和所长手中，刘结巴的复仇计划中途夭折，他的为民除害的“抱负”终究未能如愿。但丢枪事件给警察马山、派出所以及整个小镇带来的伤痕是难以弥合的：李小萌死了，马山把剩下的两颗子弹留在了他自己的身体里，小镇也很难再恢复到以往的平静了。国家权威取得了胜利，但也因此受到了创伤。

　　由此，在国家权威和乡土力量“敌进我退”的拉锯中，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乡土力量的角色定位？是否可以找到强权威和弱乡土消弭冲突、合作发展的共存共荣呢？作为国家权威最典型的代表，法律应该如何作为？那种以立法建构为中心的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国家只要制定了理想完备的法律制度，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能自然形成的想象是否能够实现？希望强行移植而在本土生根发芽的法治梦想是否仅仅是“乌托邦”？在本文中，也许这样的追问来得太迟，但是以“寻找”的名义，也未为晚矣！

　　本栏目以“影像中的司法”为主题的系列文章，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justice.net.cn)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