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涛
长期以来，“复兴儒学”一直都是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话题。这些年，随着执政党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化寻求治理资源，并提出“以德治国”的重大决策，“复兴儒学”的争论渐渐融入公众的日常视野，并在民间迅速掀起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浪潮。
有人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之所以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曾经深植于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之中的传统文化精髓在外来文化的长久冲击之下已经丧失殆尽。比如
，不少公务员只顾损公肥私，贪污浪费，而忘记自己的“公仆”身份，完全是他们心中本应有的“礼、义、廉、耻”等基本伦理准则荡然无存所致。对此，唯有“复兴国学”，再造以“儒学”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才能挽救这场“信仰危机”，实现“道德复苏”。日前，更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要把传统文化经典如《四书》、《五经》等列入公务员考试内容。（《信息时报》，3月18日）
从国学中汲取有助于当前道德建设的思想资源本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可是，这位政协委员竟欲将在中国废除了百余年的科举制附体于公务员考试复辟出来，还把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于议案。这样“复兴儒学”，未免走火入魔了吧？
众所周知，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便是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了一个以《四书》、《五经》等经典文本为基本理论，以“尊孔读经”为主要形式，通过科举考试来筛选人才的“儒学宪政体系”。这套体系曾为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巩固政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年，李世民看着鱼贯而入的考生进入考场时，就曾志满意得地宣称：“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从纯技术层面来讲，科举考试与公务员考试，基本形式是相同的，都是要通过考试的途径来选拔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出来，委以一定的职务，去从事社会事务的管理。可是，在价值判断上，两者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通过科举，最终是要产生一批效忠皇帝，帮他奴役百姓，汲取资源的“臣子”；通过公务员考试，最终是要产生一批效忠人民，遵纪守法，并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的“公仆”。何以会有这种区别呢？一方面，科举考试仅仅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文本，强调死记硬背，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人才，又极易养成空疏的学风，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一些固有的思想弊陋，诸如“愚忠君主”，“重德轻技”，等等，与现代民主理念都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复兴儒学”有其合理性，“儒学”中一些概念，像“孝”，“和谐”，等等，都有有益于符合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我们应该着眼于“儒学”中积极向上、能够体现民族特色、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复兴其当代价值，而不是像这位政协委员强调仅仅是“颂经读经”一样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