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农民卢迅看“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东北新闻网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仅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中年农民卢迅，曾怀揣1000元出门，在1987年到1994年的7年时间里，走过了全国29个省，行程10多万公里，徒步考察国民素质，写出了号称“填补国际学术空白”的《人类素质学》。如今，他登上武汉工程学院、湖北教育学院等高校的讲坛，宣传他的国民素质学。

　　“艰难的生存压力和人格尊严被轻蔑，迫使我必须要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必然提高自身素质。”——一个农民从自身的悲剧，看到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怪圈，并进而走出大山，历尽千辛万苦，徒步考察国民素质，让人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卢迅的行为在世俗之眼光里，或许有些堂吉诃德，或许有些“吃饱了撑的”；其子女辍学在家的家庭悲剧，还可被斥责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是，一个人对于自身悲辛命运的奋力抗争，以及至高无上的忧国忧民情怀，都是不可以被污蔑的，更是不容我们不尊敬的。

　　我无意也无能妄自对其学术意义上的《人类素质学》作任何评价，但是他通过个人努力对“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积极追求，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更值得整个社会为之反思。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人不懂得“以崇尚科学为荣”，也不懂“以愚昧无知为耻”。我们放弃了对科学知识的个人努力和内心追求，白白浪费了青春年华和学习机会，拜倒在金钱和享乐的脚下，放纵自身素质的低下而没有任何惭愧的表示和改进的意图。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每一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在这一点上，农民卢迅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对科学知识的积极追求精神，再一次把“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喊起来——知识不仅改变个人的命运，也改变民族的命运。

　　当然，更重要的反思应该是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上，即：个人努力之外，政府和社会有没有让国民充分享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以愚昧无知为耻”不仅是公民个人的事情，更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事情。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他认为，这一自由是一切契约的基础，是公民社会每个公民最该拥有的基本自由。因为，“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这与农民卢迅七年徒步考察的结果之一：“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教育落后”不谋而合。

　　显然，没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其他所有自由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空谈。这其实并非什么新鲜观点，无论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还是“再穷不能穷教育”，都表达了同一个共识。可是，当我们一边侃侃而谈这些简单共识的时候，一边却在品尝着“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教育高收费芝麻开花”的恶果。这促使黎民百姓用“读书无用论”直接放弃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更多的高三学生放弃高考竟成为一种投入产出意义上的“理性选择”。

　　农民卢迅的国民素质考察是对“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之重要价值的一种证明和确认，但是，如何确保国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却不是任何考察所能解决的，这需要从简单共识转化而来的实际行动。

　　(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