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搬家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台湾艺人刘若英的新作《我想跟你走》，本书延续了“奶茶”惯有的细腻随意的笔触，截取生活中一个个记忆片断，抒写一路走来的所思所想。无论是寂寞玩耍的童年还是流离飘零的感情或是飞鸟般的生活，都流露出一位都市“知性女子”的感性美。文中有感受、有诗作、有摄影，向读者还原一个喧嚣背后真实的刘若英。

　　一个人能活多久?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参考数字：一个是统计的平均寿命，一个是你自己期望的岁数，还有家族基因遗传的因素等等。但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不能说明我们对生命长短的感受。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些能力，去真正感受生活的历程。比如说记忆。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他活了二十岁跟活了八十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

　　房子变成一栋生活仓库

　　我最近回老家，这是我住了二十几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公公是军人，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为三层，在家人口中那是“楼上”、“楼下”跟“下面”三个空间。“楼上”有三间，书房、会客室和秘书的房间，楼下有公公睡的、婆婆睡的房间，另外有客厅跟餐厅，当然还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别是两间副官的房间，一间勤务兵的休息室以及厨房。

　　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十分之一。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从内地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渐渐地，房子变成一栋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去年年初，军方通知，今年四月必须迁离，会换一个国宅给我们。虽然一个一百多坪的房子，去换一个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点为难人，但搬是一定的。问题是，怎么个搬法?积累五十多年塞满三层楼的物件，要放进一个公寓，并不是多做几个储物柜就可以的。整整一年半以来，凡是家人碰面讨论的话题就是：“怎么搬?”解决方案从帅气的“全丢了，再买新的啊!”到阿Q式的“找国防部‘负责’啊。是他们要我们搬的!”都有。任何论调我都投赞成票，因为打从心里认定“反正不会是我搬”。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钱，买新家具我出钱，但我动不了手。我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老房子的味道

　　这样，一年五个月过去了，我来来回回了数十次，婆婆除了嘴里常常提到要搬家，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镜也还沾着尘灰静静地躺在原处。公公去世已经六年了。

　　终于有一天，是“搬家死线”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时，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如果再不动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

　　“如果房子原封不动，到了期限怎么办?”我在问我自己。我不能想象拆除大队开着吊车来时，年迈婆婆在房子里惊慌垂泪，我举着一块“人在屋在，屋亡人亡”的布条在家门前嘶喊。

　　不啰嗦，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唤了如婷、小娴、怡俐等一班娘子军，开始了我的强制搬迁!我跟自己说，不过就是丢东西嘛。

　　公公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的第一天，就住进了这个老房子。公公当时四十多岁，但房子当时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有记忆以来，它就很老了。屋顶上的瓦常常剥落，半夜有小猫会掉进天花板里，一夜叫个不停，木板地底下会有老鼠爪子的声音。我常幻想为什么笨猫不干脆掉到木板底下呢?对一个城市里的小女孩，住这样的房子并不是多愉快的经验，虽然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闻到那气味，看到他的书桌，我都会忘记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如果桌子搬走了，房子拆除了，气味消失了呢?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

　　还来不及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屠夫。我一一指着家里的东西，问婆婆：“这还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这个?当然要，这是……(回忆开始。)”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事关重大的，譬如那个缺角的盘子。“是你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你都不记得了吗?”或那张传单，“是公公一个老朋友开画展的……”垃圾桶，“是中兴百货刚开幕时，我跟你去买的啊……”

　　回忆是生活态度

　　因为父母早年决定各奔东西，我是跟公公婆婆一起长大的。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已经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回忆不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态度。因为两岸相隔，他们的成长环境被剥除了，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家乡，除了记忆，他们还能怎么对抗这种隔离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当我脑子再度浮出举抗议布条的画面，心肠就变硬了。我决定不用问她了。原则一，凡是以后还买得到的，就丢。原则二，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也丢。我打电话给收二手书的书房，说我有些老书要捐给他们。回答是如果要他们来收，需要超过一百本。我说，应该有三千本以上。他们来人看了一眼，结果是动用了八个工人，搬了两卡车。

　　除了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戏里才会看到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做戏用道具的朋友，请他来收。他两手空空来了，进来看了不到五分钟，说要回去开卡车。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几车走，我在忙着丢别的东西，但耳里倒是一直听到他的话外音，“天啊!还有啊!”

　　忘记的一扇门

　　人家要是问你，你家里东西有多少，你能怎么回答?你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什么?从某个角度说，每一个人家里的东西都很多，那是生活长年的累积。但有些东西是可以计量的，譬如说，我问你，你家的酒有多少?

　　让我打开我家的酒窖瞧瞧。所谓“酒窖”，其实是公公房间里的一个储藏室。我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是什么，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门口就堵着一个挂大衣的架子，意思是那里面没有什么，就算有什么，也跟我们的生活无关。要不是搬家，所有人都忘记了那边有一个门。打开后，烟尘扑面而出，门后是满满一柜子的酒，每个瓶子上都结着一层尘封的土。我随手拿下一瓶瞧着，空的，全空的，但瓶口的包装原封末动。这瓶酒没有开过，只是，蒸发掉了。

　　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觉得别人送酒是心意，不应该转送，更不应该转卖，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就这么攒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吗?酒之外，类似的礼品类还有茶叶六百多罐、人参两百多盒……

　　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战斗，书要丢、家具要丢、衣服要丢、剪报要丢——公公四十多年的剪报，及家中老小帮我从娱乐版搜集来的剪报。我的中小学作业、知名不知名的情书，也在以身作则、大义灭亲的心情下，一并收进垃圾袋。

　　就这么不断地与往事干杯，有天爸爸说话了，“你简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听了脸上是笑的，心里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经丢掉的东西，有人晚上拿着手电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捡回来。就这样过了数日，爸爸终于又站在院子里指着我，“红卫兵抄家也不过如此!”

　　好笑吗?其实惨绝人寰。婆婆声音颤抖地问我：“我的红木柜你为何不帮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说，我量过了，新家的电梯太小，进不去，就算走楼梯搬进了新家，也放不下。然后我就见她独自坐在餐厅看着红木柜哭，她说这次真的不想活了，连这个红木柜她都带不走。我站在那里，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觉得故事还没有完……

　　每个人都搬过家，但每个家在人心里有不同的分量。有时候你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是舍弃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离开那个空间，等于把你自己的一部分也永远遗留在那里了。从某个程度上讲，你每搬一次家，你的生活也必须重新开始，生命的长度要重新计算。你舍弃的不只是身边的物品和邻居，你也切断时间的延续性。老房子清空了以后，我不得不忍着伤痛远离公公的味道，远离那些让我记得生活曾是多长多远的味道。但“远离”毕竟不是消失，我是人，我有记忆。味道是淡去了，但我会努力让它保存下来，用我的方法，让我的后代也嗅得到老房子的味道。公公婆婆半个世纪前被迫离开他们的老家，彷徨伤痛何止我的千百倍。但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这样用记忆和盼望走过来的。我自然也应该这样走下去。

　　2005年4月10日下午五时十分，我终于看了最后一眼门前的那棵桂花树，转过身去，拉上大门。喀嚓一声，这世界上能有一种声音是这般熟悉又如此惊心动魄吗?走出小小的巷道，我禁不住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完。可不是，一片夕阳的殷红中，那个甩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左手牵着公公，右手牵着婆婆，正步履轻盈地唱着歌。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样子，你会以为全天下的小孩都不用长大。歌声若有似无地传来，听不真切，但我知道她在唱什么。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红似火……

　　刘若英/著

　　网络编辑：孔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