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流社会”成趋势

　　台湾《天下》杂志

　　当“下流社会”的名词在日本出现，立即引爆讨论。因为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世界悄然形成，日、美、欧出现中产Ｊ阶级渐渐流失的现象。

　　如今在台湾，中产阶级可支配的收入远不如上世纪90年代，大专以上毕业生的失业

　　娇小的身材、精明干练的袁晓芳，一家有200名员工的中小企业里担任高层主管，身上扛着7000万的营业额任务。最近她的儿子开始上学，袁晓芳打算在离儿子学校近一点的地方买个房子。

　　有一天，房屋中介通知他们去看了一间40平方米大的公寓。中介在她挂上电话前，特意提醒了一句，“记得带手电筒”。

　　那是一个有30年历史的老公寓，房主把隔间都打掉了，也没有水电，但每平方米却高达50万新台币，总价达到2000万新台币。袁晓芳关上手电筒，心也沉到了谷底。

　　袁晓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两人年薪加起来近200万新台币（约50万元人民币），不论是从人口统计、还是收入统计看来，他们都非常肯定自己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但是，他们努力工作了15年，面对有30年历史的老公寓却觉得如此遥不可及。她不禁自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

　　学历不再能保证工作的机会，工资的增长被同时上涨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也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这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

　　美、日、英中产阶级蒸发

　　美国，向来强调努力就有希望，但是最近调查却发现，年收入在25000～7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而年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或75000美元以上的两个群体却都在增加，社会因中产阶级萎缩，而形成中间凹陷的“Ｍ”字型。

　　日本虽然贫富差距较小，但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却是“下流社会”。根据日本内阁府调查，20～34岁的年轻人群中，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十年来掉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却增加13．3％。

　　英国则出现“ＩＰＯＤ世代”（ｉＰｏ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说的不是苹果计算机推出的当红“ｉＰｏｄ”，而是指年轻一代无安全感（ｉｎｓｅｃｕｒｅ）、压力大（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同时承担过重的税负（ｏｖｅｒｔａｘｅｄ）及高筑的债务（ｄｅｂｔ－ｒｉｄｄｅｎ）四种压力。年轻一代正在丧失对人生的热情。

　　台湾也拉警报

　　台湾25％～75％的家庭所分配到的财富，在2001及2002年跌到了近年来的低点，即使近两年有缓步增加，但仍远达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

　　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趋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薪金增长跟不上物价膨胀的速度。去年，工作人口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为1．38％，但扣掉2．3％的物价增长率，人们的实质收入其实是在缩水，再加上利率负增长，财富难以积累，而房价却在这个时候，创下了历史新高。哪怕最一般的楼房，如今在工薪阶层看来也成了“豪宅”一样高不可攀。这种倒因为果的景气刺激政策，让人们苦不堪言。

　　1988年台湾的房地产热，是由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推动的，但在经济增长率只有4％的今天，房价为什么仍创下历史新高？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从2000年开始，台湾相关部门拨出低利房贷，加上银行推出的“百分百房贷”，人人看似买得起房子，而此时房价却不知不觉冲到近30万新台币／平方。

　　“这两年来，到处都在鼓励买房子，贷款利率是便宜，但有些人是冲动性购买，像现金卡效应，好像不用什么钱就可以跨过购屋门坎。等到开始缴房贷后，才发现并不一定负担得起。”台湾信义房屋协会理事张欣民说，“这是一个悖论。”他认为，应该通过经济增长来带动房地产，个人所得增加，大家有买房换房的意愿和能力了，才能真正带动房地产发展，“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在支撑，现在这个有点虚”。

　　下一代比上一代痛苦？

　　已奠定了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都有这么强烈的压力，原本应是“中产阶级储备军”的大学毕业生，则是自觉往下层流动。

　　“我觉得我不是中产阶级，”1978年出国留学，硕士毕业后回台发展，并已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多的余佩芬说。她回到台湾找的第一份工作工资3万出头，一周7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几乎没有社交生活，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顿晚饭。“我父母在他们30岁之前，就已经结婚、买了房子、车子，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我根本没办法在30岁时，同时拥有这些。我想我也不可能给我的小孩，像我父母给我的这种生活。”一头卷发、看起来总是笑嘻嘻的余佩芬，说起和上一代的比较，也不禁皱眉担心。

　　“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资源，父母花了200多万新台币送我出国，照理我应该要比我父母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发展，我也没有不认真，也不奢侈，但为什么就是感觉做不到？”

　　主因来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低技术、低工资劳工大量释出，全世界都被卷入人力供需严重失调的潮流中。一方面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力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大学扩招，毕业生过度供给，这两个方面都削减了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台湾地区近10年来，仅大专以上学历的学生就从70万人剧增到近130万；而硕士生的增长率更高达300％、博士生则超过150％，这也造成学历泡沫化。

　　偏差价值观横行

　　根据台湾最近一项调查统计结果，台湾35岁以下的工作人口，10年来分配到的所得比例越来越少，从1992年的40％降到2004年30％。这个时候，社会的价值观就转为选择暂时的快乐消费。当人们有“钱不是那么好赚”的感觉时，心中就会出现一种心态：“反正钱不好赚，也存不了，干脆花掉算了”，所以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消费。

　　年轻人大胆消费，做了太多不负责任的选择，包括信用卡奴、学贷族等社会问题。这其实也是产业政策、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有限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到最后，这群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在还没有正式踏出社会，就选择了放弃。如此恶性循环，难保台湾不会有一天也和日本一样堕入“下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