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久霖为何当庭才收监

　　要用相关的措施增强被取保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出现违反取保规定或违背保证人义务的情况，就要受到严格的追究。

　　在美国法学院听课时，新加坡法律曾被归入“野蛮”一类，因为美国人接受不了“鞭刑”这类“不人道”的刑罚。但近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总裁陈久霖受审一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法律的另一面，那就是：虽然在实体上对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处何种刑罚

　　从媒体的图文报道中我们看到：陈久霖虽然早在2004年12月即被新加坡警方拘捕，但随后很快就被保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严格遵守保释条件，即使在2005年6月其母病重时，他也从医院里赶往法庭接受法官聆讯。陈还说，从他承认6宗罪起，他自己心里就很清楚肯定要坐牢了。果然，3月21日法院就以隐瞒公司巨额亏损等罪名判处其4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33.5万新元的罚金，西装革履的陈久霖当庭取下手表等随身零用物品交给妻子后，挥手向亲友告别。随后他被戴上手铐，由狱警将其带离法庭。

　　按说，陈久霖一案应属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但新加坡警方并没有因此就在审判前将其一关了之，而是允许其保释候审；而陈久霖既已“很清楚肯定要坐牢”，却也并没有在保释期间逃跑，而是认真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直到自己被定罪收监。这两者都值得我们深思。

　　对未决犯实行“保释为原则、羁押为例外”，是“无罪推定”思想的必然要求。

　　从“无罪推定”思想出发，一个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之前，他还只是一个受到怀疑的公民，应有权利维护自己的人身自由，除非出现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不对他实行羁押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特别是对那些从事恐怖等暴力犯罪活动的人；二是被保释的人不遵守保释条件，妨碍了司法的正常进行。

　　事实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明确规定：“等候受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原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我国已经签署该公约，并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增设了财产保的内容，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采取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的方式来取保候审的制度。

　　但在实践中，我们对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管其人身危险性大小、犯罪性质的轻重，都是“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有时甚至变成了办案机关的一项恩惠或不正之风：某些有钱有势有关系的才能申请到取保，一般人则很难。另外，有些地方还规定：只有在嫌疑人可以被判缓刑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适用取保，如果将判实刑，则不考虑取保。

　　实际上，判不判实刑，与取保不应有必然联系，像前述陈久霖案，不一样执行实刑吗？

　　这种“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的审前模式，不仅不利于未决犯的人权保障，不利于减轻国家羁押未决犯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带来其他一系列消极后果。例如，不少办案机关一旦将人抓起来，就没有台阶下，只能极力往有罪上靠；否则，就是关错人，要负国家赔偿等责任，这给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造成被动，致使许多本该无罪释放的人，最后不得不被戴上尾巴，如判一个恰好已被关押的刑期，这样你也可以出去，我也不能说错；或者至少要给你搞一个劳动教养之类的处罚，以免你出去反过来告我。

　　又如，我们现在超期羁押现象严重，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办案机关有时面对一些复杂案件，要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压力很大，怎么办？要么草率结案，要么加班加点，要么超期办案。试想，如果我们对绝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不羁押的做法，那么，就可以在结案时更坦荡些，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无罪也没有给当事人造成剥夺人身自由的创伤，也就谈不上赔偿；万一有些案子在短期内结不了案，也可以在符合诉讼规律的前提下，允许适当延长办案期限和审理期限。这样做既不会对当事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造成大的妨碍，也会更好地保证办案质量。

　　当然，推广取保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仅涉及观念的改变，还涉及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如要用相关的措施增强被取保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出现违反取保规定或违背保证人义务的情况，就要受到严格的追究；又如，国外专门设有这样的组织，为那些无钱者提供保释金贷款，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民事借贷关系。这样既可保证那些经济条件差的人也能交得起保释金，又可以增加此类组织对被保释人的监督；还有，为形成办案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良性互动，保释金在最后结案时必须如实返还给被保释人，否则，“老虎借猪，有去无回”，又怎么能让被保释人树立起对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必要的尊敬呢？

　　作者 刘仁文 系中国社科院教授、刑法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