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招名额分配一场博弈

　　对于大学来说，第一位的价值是追求生源的优秀和卓越；而对于国家来说，必须兼顾教育公平。两者间该如何取舍？

　　高校每年在各省招生的名额分配，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现行高校招生指标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公众普遍关心。是依据各地人口总量？还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抑或是各地财政上的贡献？

　　招生指标如何制定

　　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洪宇分管高校招生工作。据介绍，我国的高招指标是这样出台的———高校在各省招生的数量和比例主要是历史形成的。上世纪 50年代初，各高校根据自己对各地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制定了该校在各省招生的比例，这个比例一直延续至今。至于每年具体浮动的幅度，各校则是根据下列因素来考量和决定：当年考生人数多少；该校当年毕业生数量；国家总体招生计划如扩招比例；该校各院系各专业师资情况等。

　　周洪宇说，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 8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招生自主权是其中重要一项。每年，各高校根据上述情况制定出该校当年高招指标，报教育部高教司、发展规划司等部门核准。他说，只要出入不大，教育部基本同意。

　　地区差异造成入学机会不均等

　　杨东平指出，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地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例如 1999年高校录取分数线，湖南、湖北等地比北京高约 100分左右。近年来，一些省市实行高考自主命题。分数线的差异转变为录取率的差异。杨东平认为，大学的分布不均，是造成录取率差别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少数大城市中。

　　重点大学本地化倾向严重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重点大学本地化程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 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 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数占总数的 40%，武汉大学在湖北省的招生数占总数的 5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的招生数占总数的 70%。

　　众所周知，我国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财政支持的部属院校；另一类是地方财政支持的省市属院校。公众普遍认为，地方高校招生向本地倾斜可以理解，但部属院校是国家出资举办的，理应让全体纳税人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

　　“大学在招生时向当地适度倾斜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是倾斜的程度。”杨东平说，“超过三分之一的生源来自本地显然就不合理了。”

　　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的博弈

　　杨东平认为，政法大学按人口比例投放招生指标的做法是一个破冰之举，徐显明把解决高考招生公平的问题提到行动的层面上，难能可贵。但他认为，政法大学的做法并非一个普遍适用的做法，徐显明的方案比较简单化。

　　“一般来说，北方的学生愿意在北方上学，南方的学生愿意在南方上学，因此并不需要每所大学都在各省按人口平均招生。”他说。

　　周洪宇提出，按人口比例招生不如按考生比例招生更为科学。事实上，各地教育条件不一，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决定了各省考生水平有差距，这是很正常的事。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的矛盾自古就存在。杨东平也说，对于大学来说，第一位的价值是追求生源的优秀和卓越；而对于国家来说，必须兼顾教育公平。目前我国高考招生矛盾主要集中在人口大省上，适度向这些省份倾斜是必要的。杨东平提出了一个在当前情况下缓解各省名额矛盾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在每年扩招的增量中，部分向人口大省倾斜，以缩小各省市之间录取率的差距。

　　<责任编辑：孙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