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
北大毕业生武小峰因找工作无着而“沦落”为卖糖葫芦者，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迅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他的母校医学部一位周姓老师脱口对记者说：“别提武小峰了行不行？他不代表北大，北大为有他这样的人而感到耻辱。”对此，杂文家童大焕撰文《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到底是谁的耻辱》予以明晰是非，指出武小峰的悲剧是“潜规则”运行的结果
。
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假如把武小峰换成胡长清，请注意：不是式微时吃不饱饭而仍要上山砍柴时的胡长清，而是官至副省长时的胡长清。此时，“周姓老师”们又会有何“高见”呢？（所以拿胡作比，是因为我印象中他握有北大的毕业文凭）我估计“周姓老师”们不会来个非常不耐烦的“别提胡长清了行不行”；保不准引以为荣也未可知。因为这是个“惯例”，比如李嘉廷等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也未见哪个大学说因他们而蒙羞。事实上这也不应该由学校负责，而应该由他本人负责。不少大学都是以出了多少部级、厅级为荣的。还说那个胡长清，后来好像与他有牵连的单位和地区的“周姓老师”们也没有发什么“为有他这样的人而感到耻辱”之类的愤怒。倒是有个叫汤志君的浙江人，颇懂得胡长清的“开发价值”，冒充他的干儿子，竟骗到巨款47.8万元。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其一，官本位意识已经浸入到了有些人的骨髓，其中包括那些本应是社会的良心、诸如像“周姓老师”那样的知识分子的骨髓之中了。其二，“精英层”中人文精神和正义感的丧失。武小峰找不到工作而卖糖葫芦，恰是“坏的机制”对其逼压、打杀的结果。假如他符合“潜规则”中的任意一条，比如他有个老丈人或其他什么“人”是一方高官，其工作问题是何等的小菜一碟。不要说是北大毕业，就是在县技校混了两年，那又何妨呢？“周姓老师”们不去愤怒、批判进而逐渐改变这个潜规则，反而骂受害者为“耻辱”，再一次加害于武小峰，颇有些“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的遗风。至少也是糊涂之极。其三，文明理念的退化。退一步说，即算武小峰是一个甘心情愿、安分守己的卖糖葫芦者，而天下从事诸如卖糖葫芦者的这种“下等职业”的，比如修鞋、摆地摊、拾荒、背煤、打工的，何止万千，他们凭自己的汗水和辛勤吃饭，哪来的耻辱？
老舍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说过：“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伟哉斯言。然而，如今再来看看“周姓老师”们的理念，远远落后于60多年前的老舍的话。真正“而感到耻辱”的，应该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