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少杀贪官有利于反腐败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对于经济犯罪的腐败份子，可以考虑不杀，也就是在经济领域里废除死刑。人们对一些巨贪没有被判处死刑提出了不少质疑，认为贪官当杀。从“安徽第一贪”王怀忠到海南“中国金融第一案”到原贵州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刘方仁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相关主犯均以死缓或无期徒刑作为终审判决，他们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数亿元人民币，而且多数贪官都有这样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此巨额贪污犯罪，竟无一官员被判死刑！近来，“贪多少才会走上断头台”

　　现在不少领导干部和老百姓都认为，乱世应该用“重典”！惩治腐败分子时刑罚越高越好，死刑也在所不惜，有些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杀了贪官，是不是就能够防止腐败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重典”只是惩治腐败，并没有防止腐败，并且给有些腐败案件留下了悬念，致使案件得不到侦破，国家损失无可挽回。

　　举例来说，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被判处极刑，极大的民愤得以发泄。王怀忠死有余辜，不仅在于他依法论罪的受贿数额巨大，更有一条“不明财产”的罪行极其严重，还在于他还有一些已经揭露的罪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审判，这不能不说是广大群众的一种遗憾，更是纪检、司法部门的一块心病和遗憾，可以说案件至此并没有完结。因为来历不明、说不清楚的受贿款额，不可能是凭空掉下，一定有人送上，只是有关部门还没有查出是谁；另一方面，王怀忠尽管收受了巨额贿赂，同时也在向某些权势人物行贿。是谁在收受王怀忠的贿赂呢？到现在为止，新闻媒体上还没有报道，国家的财产仍然贪官手里。

　　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制度有漏洞，我们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恶果，全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贪污受贿和腐败，并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制度建设，亡羊补牢，而非提高刑罚，乱用“重典”。

　　从已经结案的大贪官案件中，几乎都有一条“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罪状。怎么会不明呢？“来历不明”不是贪来的，就是受贿来的。所谓“来历不明”，无非是不想说，因为现行法律对来历不明的财产，无论多少，最高只能判5年徒刑；或者不想说明来历，企图顽抗到底，法院又没法查清楚，于是只好以“来历不明”打发，法院实属无奈。受贿的记不清楚，或者没有交待，行贿者却心知肚明。行贿本身就是犯罪，行贿的钱从哪里来？更是大问题。有的牵出案中案，便被悬了起来。若是不杀或缓杀贪官，让活口多留一段时间，即使他们的巨额财产到最后也查不明来源，那些行贿者肯定坐立不安，如坐针毡，活得胆颤心惊，总有一天会暴露，国家和人民损失的财产就可以被挽回。相反，一旦迅速杀了贪官这个受贿者，行贿受贿案件的链条立即断掉，行贿人立即便可以大大地松下气来，不必担心，甚至心中暗笑窃喜，因为法院替他们灭了口，去掉了后顾之忧。

　　如今，对于贪官的腐败，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要查处提拔者，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查处，就把他给杀了，原本那些受贿的上司应该忐忑不安，只要有见不得人的内幕，就会是害怕。惟一的希望，就是快快地杀掉他，使之死无对证，不再害怕会被供出来。若是留有活口，他当时不说，难保他今后不说，难保受贿者下台之后不说，让被查处的贪官多活一天，未被查处的行贿者和受贿者受到查处的危险性就多一天。杀了，行贿和受贿者悬着的心立即就可以放下来。

　　杀贪官，用意之一就是杀鸡儆猴。现在，杀掉的贪官不可说不多不大，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但是别的贪官还是照样贪污受贿，没有起到预想的警示作用。只有贪官的把柄还在别人手里，这人又被查处抓进了牢房，蹲在监狱里交待问题，他们才会害怕，才会惊慌，一失措就会露把柄。这时候，留活口的威慑力就比杀掉要大得多。要知道，惩治腐败的第一目的，是为国家挽回更多的损失，而不是杀人。杀贪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只重杀，而不重防，那就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于国于民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