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治病者"治病

　　医疗卫生制度本来是治病救人的，但是我们的制度自己染上了重症。对于其病因也是众说纷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的诊断结论：过分注重市场化、商业化导致医疗制度公平性下降和效率低下；处方：建立计划为主，公立主导，政府全包，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

　　但是来自经济、社会、政治研究领域的许多专家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总体看法是：

　　各国的实践和主要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都认为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不再符合时宜，而是倡导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混合控制模式；政府负责筹集卫生服务资金，而由民间机构负责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强调政府提供立法框架，监管非政府机构，并提供最后的保险和救助作用。英国在已经推行的医院公司化改革和管理改革基础上，为解决全民健康财政经费紧张问题，引入公立医院私营投资模式，运用民间的资金、经营能力及技术能力进行医院建设、管理、运营的方法，ＮＨＳ信托基金将有三分之一的医院都将通过这一方式建设和运营。

　　其实，目前反映的就医难体现在到大医院就医难、找名医诊治难、找资深医生开刀难，其中有群众的期望和现实中不同医院和不同医生医疗水平差异之间的落差导致的，有根深蒂固的医疗公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差距，最主要的是有资源有限和需求无穷之间差距导致的问题，其中有医保覆盖人群优先，特别是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保险；即使参加社会保险，也面临医保资金有限；即使保险优厚，也还受到优质医疗资源有限的制约；再加上个人总得掏点腰包，负担部分医疗费用，更凸现有效需求的制约。

　　看病贵由医院外部和内部因素共同导致，具体体现在医疗费上涨速度和幅度超过收入增长；医疗技术和诱导需求同时拉动单位门诊和住院费用上升，特别是有些重大疾病诊治手段和技术发展催发新的需求拉动看病贵；一些没有医保覆盖、或医保水平有限的人群和疾病造成的看病贵；加上医生的防御性治疗，对于一些可治可不治的、可检查可不检查的、可用药可不用药的、可住院可不住院疾病和病人都采取多提供的形式，导致医疗费用上升，进一步加剧看病贵。总体看，看病贵有技术进步的合理因素作用，因此追根溯源，之所以造成看病贵和看病难，在于医疗服务机构模式、组织结构和服务类型无法满足分化的群体的多元、多层次的需求。具体体现在目前体制和机制陈旧、僵化和扭曲阻碍着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和社会责任的实现；单一的、按人群分割的、水平有限的社会医疗保险无法与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多元化相适应；还由于以往大包大揽的医疗福利制度和政府超现实可能的许诺导致群众期望过高；而医疗卫生体制各环节之间以及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理顺导致的诸多问题，决定着群众面临的日常医疗服务水平、质量和政府的许诺及人们的期望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所有这些差距汇聚成就医难和看病贵。

　　看病贵的表现之一是药价贵，直观的原因体现在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一半。根源在于药品加价政策拉动的药品消费，医疗保险对医院支付方式无法制约医生和病人过度消费药品；在于医生和消费者相互作用导致长期以来形成的就医习惯有关（没有配药，等于没有看病）；往前追踪，又和药品生产地区割据、各地把医药作为支柱产业和创利大户而竞相扶植（主要通过本地医院优先销售本地药品）。而议论纷纷的药品流通环节的混乱根源在于生产和最终消费单位（医院）相互作用推动药价拉高。

　　从国外的经验看，医药流通体制和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密切相关，当医疗服务内生为整个卫生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医疗服务手段之一的药品供给也就理所当然地处于政府严格的监管之下，特别是全民健康保险中具有强烈的费用控制意识，则药品生产和流通必然处于整个系统管理之中，对于医药产业的提法也必然让位于医药产品的概念，使药品更多地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从生产、到价格、到流通，这就必然使得产业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如欧洲国家配合其医疗卫生和保险制度，出于控制费用的要求，对于药品使用控制严格，因此其医药产业发展落后于美国，美国医药产业发展势头比欧盟国家好，但是其代价是导致美国本土药品价格昂贵，成为医疗保险的沉重负担，并不断受到消费者的责难，而且美国是药品营销占药品最终价格比重最高的国家，造成社会浪费。

　　解决医药流通体制的治标方法是药品招标采购，中间的方法是实行医药分家，而治本的方法却是要彻底解决医院补偿机制，为了解除药品加价作用的恶果，需要利用多种途径实行对医院补偿，其中最有效的是继续发挥和完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对医院的制约，其次是引入社会资本，丰富对医院的补偿资金来源，再者是根据医院的功能定位适当提高一些公益性为主的医院财政补偿水平和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