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很多城市遭遇的一幕幕的又一次翻版：3月26日《重庆晚报》消息：农民背着行李想乘车被售票员拒绝，称包大占位置。昨早上8时43分，媒体的记者乘坐渝A254××行至石坪桥车站时，两个背着大包行李的农民准备上车，不料售票员忙说“不来不来”，理由是农民背的包太占位置。
如果说“一个国家对待农民的姿态是一个国家的良心”，那么，一个城市对待农民
工的心态就是一个城市的良心。城市公交作为公益性质的服务平台，也是这个城市交换给农民工的第一个眼神，公交人员“看人下菜碟”的这个白眼，是所谓“政策公平化有效消弭歧视意识”的一个反讽。当我们努力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以摩天大楼的速度迈进的时候，民工与市民遭逢时的城市生活风险（譬如因为户籍的烙印而赶不上班车）就成了城市小心眼的欲盖弥彰。在生存权的意义上，关于民工的公平伦理和公平制度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城市社会迟迟不决以包容的游戏规则和平视的伦理秩序来降低弱势群体在一辆公交中的经济风险，是对歧视的一种放任和熟视无睹，更是良心的渐进式沉沦。如果真要奢谈一个大都市的胸襟和气度，请告诉我：在乘车遭拒的事件中，到底是农民工的包太大了还是城市的良心太小了呢？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在他著名的《鼠疫》中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我们的城市，农民工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群体庞大，却被制度边缘为人造的弱势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发展拼尽血汗换得像博彩一样难有保障的工资，他们要为孩子上学愁、为就医愁、甚至为上厕所愁；在我们的城市，农民工被这样“相爱”着：城市的行为规范——国家法对农民工来说是遥远陌生的，调整他们行为的某种程度上仍是民间法。国家法并没有怜悯他们，甚至成为他们爱上这个城市的制度壁垒。当他们想依恋这个城市的时候，城市以长期的极端不平等的权益拒绝了他们朴素的爱情；关于他们是怎么老去的，谁也说不清楚，因为还没有一个城市会以社会保障的礼物对建设过她的农民工探望过……城市却屡屡以“资源焦虑症”的借口抵触着农民工的融入，以便捷管理的诉求厌恶着农民工的流动——这被拒绝的一个大包，恰恰是被城市快乐行使的公交遗忘的一颗良心。
城市的良心不是抽象派艺术，而是此间每个市民的良知构成的道德中枢。某个人，或者某个集群的行为放大后就成了检测城市良知的一张试纸。我们谈了那么多形而上的权益与公平，诟病了那么多蹩脚的制度设计和秩序安排，为什么那些在纸上在政策上次第盛开的美丽平等为何兑现不了一次公交乘坐权？莫非应了林语堂老先生在《中国人》里的说法：“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这就是城市良心对农民工不舍昼夜勤勉建设的“回报”和“馈赠”。
一辆公交的“傲慢与偏见”决不仅因为你是农民、还因为你是一个不富裕的外地人，这种双重身份歧视一次次加深着农民工权利地位的被剥夺感，今天，我们不谈理论不谈制度，只说一个城市的良心，是的，果真以此为参照系，农民工的一个包真是太大太大了。
稿源：红网 作者：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