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目的与法律宗旨

　　■当今之世，大凡经济发达、国运昌隆的法治国家，莫不以公民福祉和国家利益作为法律的根本宗旨，而彰显对于惬意生生活的安排能力。也正因如此，公民才会通过法律信仰的方式向国家奉献出自己的政治忠诚。

　　■国家尊重人权与个人自由，公共权力以促进公民权利为指针，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自己的天职，是现代国家的道道义性所在，也是现代法制的宗旨所在。

　　■提炼和形成刚健、深刻而博大的国家目的不仅是中国文明复兴的前提，同时为中国走向世界性大国所必须完成的建构。。凡此亦必将表见于自己的法制，而且一定要完型为自己的法制。其中，以公民福祉，特别是生命尊严和表达自由为核心，面对全球化化的文明互动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提出惬意、人道、可持续发展的人世生活安排，实现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当为其中应有之义义。

　　许章润

　　人类从文明的枢纽时代，到后来的文艺复兴，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大凡一个国族能够成长为世界性大国，一定以对于人世生活和人间秩序提出普世性理念，以地方知识表征全球性意义为前提。换言之，国家的崛起要求在观念、价值和制度上提供世界史意义的创新，形成刚健、深刻而博大的国家目的观，提炼出增进人类和平与福祉，具有全球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景，永久和平的大同理想，民胞物舆的社会价值和普世人文主义，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纲领，刻下的社会正义、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等等，均为此种理念，而辗转形诸制度与实践。谁能够率先发掘和阐扬此种理念，形诸制度，落实为实践，谁就能够引领人类发展方向，站在文明创发的潮头。

　　凡此理念通常反映于法律理念，决定着法律的价值取向，并提供法律的道义基础。反过来说，法律以反映此种价值表征自己的文化合法性，并获得自己的道义性。否则，难当善法，甚或恰成恶法。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将此价值和理念凝练为制度，提供法律的实践理性；另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意义体系，将此理念转圜为法律理念，将此价值表达为法律价值，而形成法律的价值理性。法律的宗旨于是不外乎此一特定文化形态的人文关怀，法律的追求也就最为集中地反映出国家对于其成员的关切程度。公民对于此一法制的奉违亲疏，正是源于其是否关切及其程度，而祥和人世必定是法律充盈着人性关切的世道。

　　当今之世，大凡经济发达、国运昌隆的法治国家，莫不以公民福祉和国家利益作为法律的根本宗旨，而彰显对于惬意生活的安排能力。也正因如此，公民才会通过法律信仰的方式向国家奉献出自己的政治忠诚。在此，国家目的与法律宗旨勾连互动，将自由主义诉求和民族国家利益连为一体。就公民福祉而言，则生命尊严和表达自由均为应有之义，而不止于此。就国家利益来看，更多考验的是政治权威对于本国利益的捍卫能力，对于本国公民的保护意愿和保护能力。国家的目的应当专注于此一意愿，汲汲于增进这一能力，而这便也就是法律的宗旨，法律的价值与功能追求。换言之，举凡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必秉持道义基础，保有伦理智慧与道德担当，其法律也一定充盈着道义精神。以此法律机制来实现此种国家目的，恰可谓随风就下，如臂使指，于是国运昌隆，人民安居乐业。动不动就飞到老弱病残之地扔两颗炸弹，恰恰是道义破产，走下坡路的烂招。这就如公然宣示“撞了白撞”，偏心眼，大家当然离心离德。

　　因此，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现代社会，要求政治权威服务于此一国家目的，而落实为此种法律宗旨。国家尊重人权与个人自由，公共权力以促进公民权利为指针，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自己的天职，是现代国家的道义性所在，也是现代法制的宗旨所在。现代国家以此道义性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对此道义性的高度尊重和运用，恰是国家及其法制臻达善治与善法的必由之途。所谓善政、善治与善法，就价值层面而言，也就是忠诚于此种目的和宗旨，促其实现，求其完善。舍此大道，别无他径。

　　中国文明的复兴要求建构自己的国家目的观和法律宗旨，建设自己的国家形象。提炼和形成刚健、深刻而博大的国家目的不仅是中国文明复兴的前提，同时为中国走向世界性大国所必须完成的建构。凡此亦必将表见于自己的法制，而且一定要完型为自己的法制。其中，以公民福祉，特别是生命尊严和表达自由为核心，面对全球化的文明互动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提出惬意、人道、可持续发展的人世生活安排，实现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当为其中应有之义。

　　就此而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意识形态话语所表征的乃是一种合法性转向，背后反映的是国家目的的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宗旨的变换。法律之为一种“人为理性”，其功用在于将此表述为规则，落实于实践，以技术性操作实现价值性诉求。可能，实现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内涵不止于此，但起点恰在于此。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