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22日《河南商报》报道，素有“鸡叫听三省”交通要冲之称的陕西潼关，在连霍高速公路开通后，作为陕西的东大门，窗口地位更显重要。然而去年以来，潼关县工商局利用这一“风水宝地”，大发横财，多次在连霍高速潼关收费站处，强行对入境的货车进行拦截，以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进行罚款，数额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而且不出具任何凭证，不少车主把潼关称为“鬼门关”。显然，“鬼门关”背后游荡的是“执法经济”的幽灵，潼关县工商局玩弄的就是所谓“执法经济”的把戏。
其实，类似的以执法的名义胡作非为、大搞创收的个案屡见不鲜。权力的异化其实比单纯的权力的滥用更为可怕。执法的“经济化”或“产业化”意味着执法这一公共权力的异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经济化”，意味着服务于公共福祉的“公”法蜕变为谋取私利的“私”法、控权型的“行政”法蜕变为牟利型的“经济”法。实践证明，公权尤其是执法权一旦与执法者自身的经济利益“亲密接触”，法律的天平就必然发生严重的失衡，权力潜在的恣意也会如脱缰的野马般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
正是在“执法产业化”的变态心理作祟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执法人员尤其是警察打着执法的旗号乱罚款、乱收费，滥用职权、为所欲为，畸变的“执法经济”成为少数执法人员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执法经济”貌似诱人的“馅饼”，实为危险的“陷阱”。某些执法人员自以为深谙执法的歪道，善于充分利用执法资源为自己谋取福利。“执法经济”或许是私人交易成本最低的经济，却堪称最容易变得肮脏的经济，因为其代价是牺牲执法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法律的信用。
执法权无疑是“执法经济”的天然“资本”，正是拥有执法的权柄，少数执法人员才“有恃”而“无恐”。执法是权力的通行证，执法也可能成为权力的墓志铭。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规律，市场经济应当是公权审慎介入的“经济特区”，“洁身自好”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拒绝与具有潜在的扩张性和侵蚀性的公权“亲密接触”的。权力是应当有疆界的，“有限权力”应当是现代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真实含义是：法治的确有其经济维度，不过这种经济维度主要体现为法律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以及约束作为经济人的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请注意：允许与经济活动打交道的只能是“循规蹈矩”的法律，而不是缺乏法律约束的赤裸裸的行政权力，更不是打着执法旗号的违法犯罪行径。
值得检讨的是，我们的某些执法者明显缺乏中国语境中的“职业道德”或西方语境中的所谓“责任伦理”意识，更缺乏对法律应有的敬畏之心。因而，一旦搭乘“执法经济”的便车，即可能堕入权力腐败乃至违法犯罪的深渊。要彻底遏制“执法经济”，建构制度层面的权力监督机制无疑相当重要，不过执法者执法观念上的纠错和更新也同样重要。可以说，要走出“执法经济”的误区，监督机制上的创新与执法者观念上的蜕变都同样不可或缺。
执法的本质就是服务，就是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服务性的“公共物品”，而绝对不是为私人或者个别利益集团谋取私利。对“执法经济”说不，就是对执法者“大盖帽”上的国徽负责，对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负责，对人民赋予的执法权力的纯洁性负责。
(刘武俊，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司法》杂志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