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华人女性都很能干

　　本报驻联合国特约记者李玫

　　记者近日走访了联合国中的几位华人女性工作人员，她们的日常生活虽与普通女性没有多大差别，但她们的工作压力之大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当了30年翻译的朱敬文，最难忘初出茅庐的“教训”；首位女秘书长发言人江华，

　　朱敬文联合国工作30多年不愿被人称为“高翻”

　　朱敬文在口译间工作30多年

　　联合国总部有4000多工作人员，其中女性占40%多，她们中除了少数人在环境艰苦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外，大多数都在总部或一些国际组织中从事秘书、翻译等服务性工作。隶属联合国大会和会议事务管理部的口译服务处有113名工作人员，朱敬文女士就在这里工作了33年。

　　在联合国各会议厅的两侧，有两排面对会场的玻璃窗，玻璃窗后面的小工作间就是口译员的“战场”。朱敬文非常热爱自己的中文口译工作，谈起33年在联合国总部的工作经历，朱敬文认为处于一线的“同声传译”是压力非常大的一种职业。为了保证翻译速度和质量不受影响，每个口译小组由3人组成，每工作20分钟轮换一次。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多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每当联大、安理会或其它委员会开会时，口译员都要把中国领导人、外长、大使等人讲的中文，在同一时间内翻译成英文，或把发言人的英文讲话，立即翻译成中文。这种“同传”是一种戴着耳机，需要即时翻译的工作，容不得译员有时间思考。

　　为人谦逊的朱敬文不让记者称她为“高翻”。她说，人们都以为在联合国工作的翻译都是“高翻”，实际上，任何“高翻”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都有不断学习和提高的必要。而完成好每一次“同传”任务则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事前认真准备，二是通过不间断地“跟会”锻炼自己。有一次，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大使发言，稿中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叶公好龙”，由于朱敬文事前认真阅读了讲话的全文，从而把“叶公好龙”翻译得很传神，欧盟国家代表为此充分理解了中国的立场，张大使也对朱的翻译表示非常满意。

　　在回忆刚从事口译工作初的情景，朱敬文至今仍不能忘记那次让自己终生受益的教训。当时中苏正处于对抗时期，有一次表决某提案时，初出茅庐的她因为过于紧张，把大会主席说的“反对”(against)听成了“重新”(again)，结果已投过“赞成”票的中国代表再次举手时，被前苏联代表抓住了把柄，要求中国代表在“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问题上给个说法。“正是这次发生概率仅有百分之一的错误让我耿耿于怀，也让我特别难受”，也正是从那时起，朱敬文在以后的口译工作中养成了非常强烈的敬业精神，不管会议内容多么熟悉，也不论身体多么疲乏，只要进入“战场”，她都会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哪怕只有几个听众，也要让他们在转换到中文频道时，立刻就能听到高水平的中文同声传译。

　　联合国的“同传”工作是一个挑战性很强的职业，从工作安排上看，每周平均都要参加7场会，每场时间至少半天，忙的时候甚至有8至10场会。不过，在年复一年的口译工作中，也有许多让朱敬文感到非常欣慰的精彩时刻。有的代表在联大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还特意从会场来到工作间表示感谢，赞扬朱敬文的口译工作“翻得非常好”。

　　在回忆早年的联合国中文口译工作情况时，朱敬文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变化、联合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深有感触。朱敬文介绍说，翻译服务工作在联合国一成立时就有了，但中国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中文口译几乎无用武之地，当时人们戏称在工作间内的中文口译员是“坐美人”、“看美人”，她们可以下棋、聊天，甚至不必开机，也可应付一天的工作。如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代表在正式场合发言和表态的增多，中文同声口译的工作量也明显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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