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里的中国老兵

　　蒋经国助他求学

　　1922年，舒寿祺出生在杭州一个普通家庭。

　　当时赣南专区最高长官是蒋经国，他刚从苏联归来，学来一种亲民作风，每周都会用半天时间接待求助的普通百姓。舒寿祺得知后找到蒋经国，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解决到韶关的汽车。蒋经国问他：“在赣州的大学读书不好吗？”舒寿祺告诉他，自己要学习航空工程，将来从事飞机制造，这个专业只有重庆中央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有。在蒋经国的帮助下，舒寿祺来到了重庆。

　　3个月后，舒寿祺考上了重庆大学数理系。看榜时，他发现军事革命委员会外事科也在招考翻译人员，便又去报考。由于成绩优异，舒寿祺被顺利录取了。

　　飞虎队里做翻译

　　3个月的训练后，舒寿祺被分到当时飞虎队所在地云南驿区，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所属的战斗机中队当英语翻译，另兼云南驿空军基地主任翻译，军阶空军中尉。

　　“当时第十四航空队约有1.3万人，飞机约有1500架，司令官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纳德将军。我所在的中队约有100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舒寿祺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所有与敌机动态相关的情报，并把它们提供给中队指挥官，同时也把美方的要求反馈给中方。尽管工作没有飞行员那么惊险，但没有及时的信息，自己的战友就可能输掉一场战斗，舒寿祺为他的工作颇感自豪。

　　“早期战斗机出任务时不能互相通无线电，否则会被日本空军发现。飞行员之间、飞行员与基地之间，除非是遭遇敌机请求援助，否则都不能通话。因此，地面人员一般不知道战斗情况，战斗结束后大家就会紧张清点归来飞机的架数，全都回来了才能松一口气。有一次15架飞机飞走，只有13架回来，出事的飞行员恰好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舒寿祺心痛地告诉记者。

　　为邓小平开飞机

　　抗战胜利后，舒寿祺因其出色的能力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成为一名副驾驶员，他和同事们主要飞到香港的航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航空公司的员工去向纷纭，舒寿祺也彷徨未定。当时他与香港《大公报》社论部主任周太玄关系很好。周太玄曾在法国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同学，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劝说舒寿祺回到大陆。1949年11月7日，舒寿祺随2000多名飞机师驾驶飞机从香港起义飞回祖国。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党中央到中南海召集各地区政委开会。当时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刘伯承为主任。舒寿祺就是把邓小平从北京送回重庆的飞机上的副驾驶。“到达重庆后天气不好，我和同事们滞留在白市驿机场。邓小平安排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水果。”三天后，舒寿祺和同事又载着刘伯承前往北京，参加后面召开的军事会议。

　　1952年底，舒寿祺离开了飞机，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中学、中专、大学里担任物理和数学老师。2006年，他还撰写出版了《高中理科双语教学课程》一书。

　　81岁独自登富士山

　　文革期间，舒寿祺被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批斗，1984年他移居到了香港。舒寿祺爱好登山，自己写了首歌曲《行山是我的生命》：“明媚的星期天早上，我沿着山径往前行……”

　　金庸是舒寿祺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友，比他高一届。到香港后，二人多有来往。金庸曾为他题了一首词：“踏平香江四条径，行路助学上北京。独登神州五大峰，不减当年飞虎劲。”“四条径”是香港4条很难走的远足山径，全长300公里，舒寿祺经常一个人行走全程。“行路助学上北京”是舒寿祺参加的从香港到北京的步行活动，为大陆的失学儿童募捐2000万港币，舒寿祺是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2003年，舒寿祺以81岁高龄独自一人登上了日本的富士山。去的时候舒寿祺贴身带了一张《敬日本人民书》：“……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在

　　相关专题：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