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在京举行。吴敬琏在论坛上指出，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惩治腐败以实现机会平等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的，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也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问题造成不平等。”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6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一名电厂抄表工，虽然他所在的电厂已经倒闭，但并不妨碍他领取10万元年薪（每
月工资6500元，一年发16个月的工资）。而他所需要做的，只是一天抄四次电表。（6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行业垄断导致了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电厂抄表工就是明证。无怪乎有那么多人在嫉妒的同时，“饥渴”地关注和期待《反垄断法(草案)》。尽管“各人心中都有一把小算盘”，比如消费者更关注“行业垄断”，而企业界则关心“并购和定价”。（见6月26日《人民日报》）但近期公众对《反垄断法(草案)》给予的极大的期待和关注热情是有目共睹的。
这样的热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是一部关乎社会经济公平、涉及每个人利益的法律。6月26《中国青年报》报道说，6月21日～22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92.7%的人期待《反垄断法(草案)》能够尽快审议通过。但与此同时，有关学者和专家们迅速地为公众的期望热情泼下了一盆“冷水”：因为各种因素，民众不宜对《反垄断法(草案)》期望过高。
某种程度上说，公众对《反垄断法(草案)》的期待，完全是出于对正当公民权益的合法期望。立法的过程来实施和满足，恰恰是民众通过利用行使国家合理、合法公民权利的形式，将正当期望转化为合法期望的过程。然而，有关人士早就指出，对《反垄断法(草案)》的种种传言、猜测和反复，说明了公众、立法者和相关利益群体对此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更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专家学者们的“冷水”不无道理：一方面是因为在立法起草程序上，《反垄断法(草案)》依然没有摆脱“部门立法”的范畴，带有浓厚的行政主导立法色彩。另一个让公众“不敢期待”的原因，是来自“精髓”部分“行政性垄断章节被删除”的消息。
所以有人认为，此次《反垄断法》制定后，很可能要进入“后垄断时代”——出台的《反垄断法》，极有可能是立法机关向某些利益集团和其相关附属妥协、被“阉割”后的产物。
没有《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反垄断法》缺位，中国正在为反垄断法难产付出代价。中国消费者承受了双重痛苦：一方面，借助行政权力掌控市场的国内垄断巨头们，不断通过涨价对国内消费者进行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并凭借垄断地位操纵价格，榨取中国的消费者。（ 见6月21日《上海证券报》）
像电信业进入“后垄断时代”一样，如果真的是进入了“后垄断时代”——立法后的《反垄断法》时代，势必会因为各样的原因，在各种领域产生众多不伦不类、尴尬的事情和后果。与此相应的是，谁来支付“后垄断时代”的成本呢？很显然，这个最大的支付成本群体，还是我们普通的公众——广大的消费者群体；此外，现在既得利益集团，最终也要付出很沉痛的代价，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此次《反垄断法》采用妥协的方式出台，今后《反垄断法》改进和革新，也势必要经受更多的阻力和利益集团的阻挠。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等利益群体，也会加入到阻挠者之中，致使残缺的《反垄断法》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因此，既然《反垄断法》出台是一次“动筋动骨”的群体痛苦的分娩、蜕变过程，那么，“长痛不如短痛”，立法机关不妨彻底一点，在可能和许可的范围内，将《反垄断法》做的完备、齐全，尽可能地将公众的合理期望转变为合法期望，把“后垄断时代”的阴影减少到最少。这同时也是减少了公众和现今既得利益集团的长期性支付成本，它的长远性效益也会在今后法律的施行中日益彰显。
作者：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