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租房时代，“七十二家房客”旧梦重温(3)

　　■谁有两套房

　　●“现在，连黑中介都知道，冒充业主要冒充国家机关的”

　　在都市中住下，租房客们最先要打交道的是他们的房东。戴雨2002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有三年租房经验，在她的眼中，房东似乎也是模式化的。她概括的典型房东形

　　■“后来劣势”

　　“我爱我家”董事长刘田对记者说，北京、上海的房屋租赁市场都是在公房改革后形成的。在北京，一直到2005年之前，已购公房都是出租市场的主要房源。已购公房成为出租房主力，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它们所处的地段好，位于市中心，方便租房族白天上班、晚上娱乐；二来，公改房业主中有两套房子的，除了自住一般还能腾出一套出租。“现在，连黑中介都知道，冒充业主要冒充国家机关的。”

　　两套房子，有不同的来历，有的是夫妻双方都在原单位参加公房改革；有的是觉得公房太小，自己花钱买了新商品房住；有的是祖上的四合院拆迁分到新房子。“总而言之，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最初两年，不管在北京、上海，买套房子并不是特别吃力的事儿。”这就是今天的房东们具有的“先发优势”。

　　很多人选择长期租房，一是房价太高，二是，能买得起的新建商品房地段上都不如公改房好，买了房，住得舒服，上班就不方便了。可以说，在居住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交通和时间因素，后来者的劣势很难找补回来。

　　■三个安徽人

　　安徽对于林红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祖籍了，她的爷爷奶奶是安徽人，父母亲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老师，现在一家人住在卢湾区马当路的一栋高层公寓里。家里早早用她的名字在静安区靠苏州河边上买了100多平米、价值80多万元的房子。林红说，虽然房产证上面写的是她名字，但她是那种傀儡性质的，完全爸妈做主的。那时候她刚刚从上外毕业，什么都不懂呢。

　　这个可爱的短发上海女孩，皮肤白皙，妆化得精致无痕，右手无名指上闪着晶莹的钻石戒指。无论是口音还是打扮，都已经无法和安徽联系起来。

　　王凌从安徽来到上海不过6年时间，至今乡音未改。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只有中学文化，可能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一条腿有些残疾，这些没有阻止她创造一个普通工薪阶层能够创造的最惊人奇迹：6年里她在上海买了6套房，卖了3套，至今住着1套，出租两套。

　　她这个奇迹的起因纯属意外，在安徽中国电信做接线员的王凌，看过小说《上海的早晨》，对那种生活非常向往，就在儿子5岁的时候，带儿子到上海音乐学院学钢琴，一次课200多元，一个月将近1000元，加上路费要1800元，跑来跑去钱都花光了，后来想想就过来住吧。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很多房子包括一些外销房都空着。国家鼓励大家买房子，1998年上海有个政策，买房子可以办蓝印户口，王凌当时想买个房子还带户口这多好，把孩子户口办过来，享受教育资源嘛。

　　刚在九亭买房的时候，那里还很荒凉，交通也不方便。一年后，房子像雨后春笋一样都出来了。房价天天看涨，盖出一层楼一个价。王凌夫妇就在2000年夏天把股市里的钱全撤出来，买成房子，投入总共25万。6年内，除了本钱增加了三倍，而且这几年在上海的花销，儿子的教育经费都来自于房子的租金。而王凌认为最关键的是，上海学校根据住房所在地招生，他们在徐汇买了房子后，孩子就可以在徐汇中学上学了。

　　余曦身形魁梧，看起来不像安徽人，倒像山东大汉。早在10年前，他就知道复印《中国证券报》上的股市信息卖给股民，挣了好几万块钱，应该算是头脑和社会经验都不欠缺的人，但他融入上海之旅，似乎并不顺利。到上海5年，余曦一直租房，搬了4次家，从浦东陆家嘴一路向东，2006年元旦刚搬到宝山区，住在吴淞口长江边，离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站，乘公交还有十几站左右的距离。

　　余曦说，那些越来越远离上海中心和难以融入主流的人，关键在于丧失了赶在2003年前买房的机遇，余曦用他的安徽口音无比惋惜地总结说，现在看来，世纪之交正是资源资本化的关键时刻，以这个时间点为界限，先来后到就是个大问题，谁在那个时候把资源变现，谁就是成功人士。就好比郑和如果先到了美洲，就该我们给盎格鲁-萨克逊人发绿卡、办签证了。“而那几年，就是老百姓，也有机会的。”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