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教育贫血下的“霍金变性”

　　作者：王石川

　　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阅读一直都深受重视，但中学语文阅读的教学却前景堪忧。在2003至2006年高考作文阅卷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阅读错误的蛛丝马迹：霍金曾经是美丽的女孩，年轻的时候很可爱，后来瞎了眼睛，写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宋江拜把子兄弟张飞把他从狱中救了出来，然后一起亡命天涯；鲁迅在“四人帮”攻击他的时候，拿起

　　霍金成了美女，宋江和张飞是结拜兄弟，鲁迅怒斗“四人帮”……这种张飞战秦琼式的荒诞让人忍俊不禁。熟悉周星驰的电影都知道，类似的无厘头在周氏电影中举不胜举。然而，我相信，许多忧患人士，尤其一些民狂爱传统文化的自尊人士，是不愿意把考生的这些错误当作无厘头的，他们会忧心忡忡，甚至痛心疾首，为这些孩子担心，为传统文化担心，还为中国教育的未来担心。这让人苦笑也让人不以为然。

　　可以说，每年的高考都会有类似的低级错误，从数百万的考生中翻检出数十例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太容易了。推而广之，从硕士生、博士生考试中想找出几例类似的错误，也非难事。用有限的例子来否定整个考生的素质，继而作痛不欲绝状，我只能说这有点矫情。如果再微言大义，上升到传统文化薪火难续的高度，就实在有些危言耸听了。

　　须知，这样的低级错误不是近几年的高考才有，也不仅仅出现当今的考生中。在唐代，一考生参加科举考试，在文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话：“昧昧我思之。”该考生误将“昧昧”写成“妹妹”。主考官读后不禁莞尔一笑，提笔在旁边批道：“哥哥你错了。”在重要考试中，出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拉郎配等等可笑的舛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许多论者一方面对大陆的年轻学子愤愤不平，以为这一代是无根的、垮掉的一代，不学无术，将断送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对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歆赞有加，认为台湾地区的国文教育颇为成功。其实，大可不必厚彼薄此。国民党籍立委洪秀柱曾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大叹时下的学生国语文能力太差。比如，“他为了要成功不折手断。（正确：不择手段）”“我的弟弟长得欣欣向荣”。由此可见，大陆学子出现类似的低级错误，无须上纲上线，要找出这些学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才是正道。

　　日前，《中国青年报》刊发冰点文章，作者以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编写者的身份疾呼：中国语文丢失了什么？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的高考语文试卷中充斥着一些低劣的语言材料，那我们如何能测出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力、欣赏力和想像力？诚然，不科学的语文试卷和应试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只讲究死记硬背和生吞活剥，哪会考虑理解、欣赏和想像？在如和尚念经般的念念叨叨中，考生记忆混淆出现错误也是正常。

　　1978年，75位诺奖得主齐聚巴黎，有记者问其中一位：“在您的一生里，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 这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这个答案不难理解，因为幼儿园时的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比如要诚实要礼貌要互助。悲哀的是，越到最后我们的教育越是应试教育，越忽略了培养人性的教育，把成绩、升学放在首位，淡化了最重要的人格培养。因此，著名院士杨叔子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亦即提高人的素质。

　　“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被‘格式化’了。”这是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的感叹；“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忧虑；“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就是分数，一次考试、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吗？”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质问。无须赘言，出现给霍金变性的笑话不仅仅是考生的尴尬，是应试教育种下的恶果，是教育贫血的表现。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不那么惟应试马首是瞻，回归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结合，使学子心智健全、健康，即便不知道霍金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审稿：刘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