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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影响了近代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30日04:17 环球时报

  

他们影响了近代中国
“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是一位英国学者不久前做出的论断。那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过去一个半世纪,总体看来,是世界影响中国的时代。如今,打开大门才刚刚20多年,中国的崛起就已经成了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这个转变或许来得太快了,快得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当中国开始影响世界的时候,回顾历史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6月初开始,《环球时报》编辑部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学者的帮助下,提出一个150人的大名单,后来又经过反复筛选,确定了我们认为的对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名外国人。(详见本期17—24版)

  重温这50人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有时是主动的,但也有很多时候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在梳理这个脉络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那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鞭打中猛然醒悟,在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下,苦苦地寻求着发展的道路,最终成为世界上崛起最快的国家。

  从故步自封到主动学习

  历史书上的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但这场战争早在47年前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到来时就埋下了伏笔。

  18世纪时,中国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3,比今天的美国更像世界经济的龙头。当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将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整个欧洲都开始无比惊羡地谈论和想象着中国。

  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一支700人的庞大使团来到中国,虽然他提出的开埠通商的要求遭到了清王朝的拒绝,但回国后的马戛尔尼却带回了一个令欧洲人有些兴奋又不敢相信的消息——中国已经是一个“雄伟的废墟”了。当年随马戛尔尼来中国的“毛孩子”多马斯当东后来极力向英王主张武力侵华。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次年,英军用大炮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西方列强用火与血的形式结束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绝,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迫使中国被动地吸收着西方文明。在我们的名单上,因此也出现了不少兼具正面和负面评价的人物,英国人赫德就是其中之一。赫德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他掌握了海关行政权,但另一方面,他又为中国引入了现代海关制度。数千年中被中国俯视的日本也是在这个时候,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视野当中的。伊藤博文让甲午战争战败后的中国彻底认识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一套行不通。

  西学东渐与八年抗战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清王朝也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这段时间,西方的人文精神和政治理念逐渐进入中国,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开始了新的觉醒。我们名单中列出的文化与科学领域的外国人集中出现在这一阶段。但无论是卢梭、安徒生、易卜生、泰戈尔,还是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他们在中国产生影响的领域都远远超越了文化或科学的范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强国之梦从一开始就同思想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对中国而言,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剧作家的身份远没有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身份来得重要。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演出的次数远远超过他的其他剧作在中国演出次数之和。鲁迅先生曾有过如此评价:“何以大家偏要选出易卜生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之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之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很早就通过严复的《天演论》传入中国。大自然不同物种间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规律,强烈撼动了传统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靠天吃饭的思想。它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鲁迅等人,据说胡适名字中的“适”字即取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法国大革命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相互碰撞,后者最终占了上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直到21世纪的今天,她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这个历史阶段,日本和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从1931年到1945年,在天皇裕仁的参与策划下,冈村宁次率领的侵华派遣军直接造成中国超过3500万的人口伤亡和6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由此导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停滞了半个世纪之久。在另一方面,日本在这一阶段也充当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说,中国从日本引进了近代制度、文化、艺术等很多东西,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生吞活剥的学习方式,加上西方文化思想经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后融入了日本特色,使我们对西方文化有很多曲解之处。

  苏联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在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中俄关系史专家栾景河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革命的进行都是在苏联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仅1939年至1942年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就达5000多人,在阿拉木图到新疆的交通线上,昼夜行进着装满了军需物资的载重卡车。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彻底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进程。

  这一阶段中美之间的亲近关系也不在中苏之下,虽然有些人现在已经提及不多。比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明恩溥在华从事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50多年,熟悉中国国情,他写的《中国人的特质》既影响了外国人的中国观,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中国观。1906年3月6日,正是明恩溥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中国部分赔款用于办学。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退还了赔款的一半,即1160余万美元,以此作为中国每年派送100名留学生赴美的费用,这笔钱还被用来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当时的政界、学界和商界,都对美国产生了崇拜和亲近的情感。国防大学的军事历史学教授徐焰在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时,认为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建立在绝对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其次,美国善于通过商业利益,在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对中国施加影响,这与苏联和日本有所不同。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比较根深蒂固,而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个亲美的阶层。

  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在这一阶段影响中国的外国人当中,政治家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中国与外部世界每一次合作与冲突背后,都闪动着苏联人和美国人的影子。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无论是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看,还是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来看,至今都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记。在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不仅是中国的“老大哥”,而且也是中国的榜样。阿尔希波夫和赫鲁晓夫这两个名字,则标志着中苏关系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苏联从1949年开始,分数批向中国派出援华专家,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阿尔希波夫正是在华苏联专家组的“总领队”。很多中国人都对中苏间那段“同志+兄弟的年代”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们的卡拉OK歌厅里还传唱着《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1960年7月,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向世人发出了中苏蜜月期结束的信号。一场持续了十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1939年丘吉尔向罗斯福寻求租借法案的帮助,世界权力的中心真正由伦敦转移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美国曾有过要不要承认新中国的争论,但杜鲁门迫于援蒋“院外集团”的强大压力,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在相互隔绝了20多年后,中美关系终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背景中出现了解冻的契机,“乒乓外交”重新为我们找到了谈话的方式。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随后秘密访华,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晤,一年后,尼克松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把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而这次会面对于中国的意义同样深刻:1969年,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是60个,而从1972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期间,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一倍。

  新时代的开启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的大门开始向世界打开。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见证了中国与西方最初的经济合作。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参观了松下电器。据说,74岁的邓小平与83岁的松下幸之助谈得十分投机。其后的两年间,松下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陆续展开,松下本人的商业理念、用人之道在80年代的中国成为学习企业经营的范本。81岁的哈默则是作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来北京见邓小平的。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

  随着改革开放之风而来的是外国的书籍、时装、电影、饮料、食品……日本影片《追捕》的热映,使高仓健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男子汉”的样板。1987年11月12日,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开业,在几个月当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怀着体验西方生活方式的期待,排着长队等待购买炸鸡块,这家店在短短10个月就收回了全部成本。山德士上校那张标志性的笑脸成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标志,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的黄金地段绽放。与炸鸡一道而来的是麦当劳、可口可乐、牛仔服、唐老鸭和米老鼠、乔丹的灌篮和斯皮尔伯格的好莱坞大片。

  阿尔温·托夫勒和比尔·盖茨则给了我们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托夫勒的话让许多中国年轻人兴奋:“由于新技术浪潮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之上。”改变自身和国家命运的机会来临了。多年后,已经成为网通总裁的田溯宁仍会兴奋地告诉人们,自己在1983年第一次读到《第三次浪潮》的时候,激动得彻夜未眠,而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就像革命的先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成了一代年轻人的座右铭。比尔·盖茨则将财富神话、技术神话、企业神话和慈善神话统统装在一个篮子里,一起带给了中国。许多人像盖茨一样辍学去创业,雄心勃勃地起草着各种商业计划书,真诚地相信自己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主角。发源于美国硅谷的网络热更是让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卷入其中。30多年前那个满大街都是蓝衣服的时代仿佛一眨眼就变得那么遥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中国。

  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个半多世纪是变化最大、最快、最激烈、最复杂的一个时代。能够对这个时代的中国产生影响的外国人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名单难免挂一漏万,也许会引起不同看法,但从总体上看,这份名单无疑能够体现出世界与中国发生激烈碰撞的时代特征。以往,中国更多的是被动地承受着来自外部的撞击,并在撞击中觉醒,在撞击中探索着强国之路。21世纪的到来是个转折点,中国的崛起表明了它与外部世界彼此相互影响的时代已经开始。▲

本报记者 丁刚 朱研 江雪晴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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