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公众的历史兴趣

　　书界视野

　　文/张弘

　　史学的发展似乎正在走往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二十四史》和历史学者的著作遭受冷落，另一方面却是通俗历史叙事的崛起，它的外在形式起初表现为“戏说”，其后，历

　　因此，改变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成为了扩大读者面的有效方式。从先前的《万历十五年》，到当下层出不穷的各类通俗历史读本，都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事实证明，它有效拉近了学者和读者的距离。因此，我们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书。“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与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有关吗？看似不相关的问题，《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这本书名已经作出了回答。作者身为美国明尼苏达成圣保罗麦卡利斯特学院人类学教授。杰克·威译弗德的研究充满了艰辛。“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里亚特旅行，我已穿越了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士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路线行走，这条路线与他们向外扩张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去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我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不仅如此，当作者1998年抵达蒙古时，本以为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但“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五年研究。”作者宣称，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许多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立公办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离开历史场景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像姚大力、葛剑雄指出的那样，本书有一些叙述不够精准，有些评论未必正确，但是，就作者严谨，认真的学术精神而言，该书就值得认真阅读。奇怪的是，该书没有任何注解，不知是被中文出版者删除还是本来就没有——这也是缺憾之一。

　　毫无疑问，三国故事是当下读者所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国演义》的大范围，长时间传播，这本号称大名著的小说在罗贯中的时代不过也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品。因此，通俗历史读物的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三国前传》(于涛著，中华书局)虽是一本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却是作者在这一领域研究二十年的结果。从公元89年洛阳动乱到220年汉魏禅代的三十一年，是三国鼎立的前期阶段，其间风起云涌，世事变幻，让人目不暇接。而林达新作《如彗星划过夜空》(北京三联)则以雍容、理性的思辩打动了读者，该书采用书信体结构，主题集中于美国宪政制度的诞生与发展，以及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披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事件中，凭借宪法权利，与当时的美国政府行政当局抗衡的故事，读完之后颇能给人启发。

　　那桐，一个陌生的名字，他1899年任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他留下的《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写于1890年至1925年，约80万字，其间历经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犯京，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阶段，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那桐写日记的初衷颇为有趣:“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重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批阅。如在目前。吾意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行，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于是，三十四岁的那桐开始记日记。清帝退位之后，那桐一家移居天津。其日记为其后人保存，遗憾的是，光绪去世那一年的日记在文革中因抄家而散失，否则，或许会提供光绪死因的线索。熊希龄的知名度大概比那桐略高，但其人其事少有人能知其详，《熊希龄传》(周秋光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以翔实丰富的资料记叙了他的一生，史料充分是本书之长，不够客观是其所短。在作者与传主之间，可以存在敬慕和景仰，但在写作的时候，则应拉开一定距离。

　　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杨炳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很引人注目。该书英文版1990年在美国出版，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广泛引用。作者1997年回国在人大任教，此书也得以出口转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