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神话：全球作家的一道“命题作文”

　　重述神话：全球作家的一道“命题作文”

　　苏童拿到“百万版税”的传闻是否属实？参与这个项目是否将得到巨大的商业回报?

　　核心提示:

　　著名作家苏童的新长篇《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即将出版，叶兆言的《后羿》刚刚完稿，李锐正埋首写作他的《白蛇传》。之后，阿来、余华、格非等国内一线作家可能会陆续接过神话题材小说创作的接力棒，加盟英国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的全球出版项目“重述神话”。

　　这个项目，从创意策划、风险分担、发行渠道等方面来说，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出版案例，但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来说，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所引发的“重述神话”这一话题，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民族神话——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重新投射到我们的视野中。同时，中国作家对本民族神话进行重新挖掘和叙述，并通过这一全球同步出版项目发行到海外，也将使国内外读者对中国神话及其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全球作家的一道“命题作文”

　　“‘碧奴’这两个字写起来非常美，念起来也很好听。‘碧’这个字有一种苍凉的感觉，与故事的基调也比较吻合。”在为故事的主人公孟姜女重新起好名字以后，一种创造的感觉开始伴随苏童。

　　作为第一个加入“重述神话”的中国作家，苏童选择了“孟姜女哭长城”这个古老故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悲情故事。让我产生创作这部小说的冲动，其实是为什么会安排一个女人的眼泪掉在坚固的石头上，并且长城一下子倒掉了八百里。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等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代表最软弱的东西可以摧毁最坚固的东西。”

　　他无意颠覆故事的基本走向，仍以“千里送寒衣”和“哭倒长城”作为基本情节。不过在具体章节上，苏童按自己的想法，将碧奴在寻夫路上发生的小故事作为写作重点。写了8个月，这位塑造女性形象的高手完成了他心目中的孟姜女——碧奴。

　　据苏童介绍，“重述神话”实际上是一道“命题作文”，题目的要求是:不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对远古神话进行简单改写与再现，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并融合个性风格对神话加以重构，赋予其新的含义，塑造出一个全新的神话。各国作家可选择一个神话进行改写，可以是希腊、印度、非洲、美国土著、伊斯兰、凯尔特、阿兹台克、挪威或其他地方的神话。

　　然而不同于一般的命题作文，它给作家的自由度非常大。大作家肯定是不愿意被“命题”的，改写神话的拘束很少，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作家愿意改写神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神话几乎是每个作家文学营养的最初来源。因此，这个耗时六年的巨大工程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参与，包括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尼日利亚作家齐诺瓦·阿切比。而继苏童之后，著名作家叶兆言也交出了自己的作品《后羿》。不同的是，在该项目的中国负责人石涛找他谈时，他已经写了三分之一。“我不是接了订单才写的，它本身就是我写作计划的一部分。”

　　一个多世纪的神话空档期

　　苏童一直认为，中国的神话是一种民间哲学的体现，是百姓对生存、命运的思考。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幻想性。他们解决人的命运的方式也是稀奇古怪的，这种古怪的方式有时候会变成某种神话。孟姜女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神话体裁在中国近些年一直比较缺少。回想一下，20世纪以来与神话有关的创作几乎是空白，能想起来的只有鲁迅的《铸剑》。

　　这样的文化大环境让他感到忧虑。“你看现在很多诸如‘快餐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东西充斥着我们的文化环境，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有许多会发光的‘金子’。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对神话的利用成就了许多优秀的西方神话和作品。在国外，有很多作家是终其一生都在以希腊或是《圣经》的资源在创作。而我们中国的作家在写作中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资源，这是一种浪费。”

　　作家李锐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在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当中，神话都是最内核、最大众、最有影响力的。但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个大的文化气氛就是全盘西化，彻底反传统，这就造成了自我价值的虚无主义以及自我人格的取消。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联想到愚昧、落后这些错误的观念，很难有人会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而中国神话的“先天不足”本来就使之比较破碎，不像西方比如“创世纪”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文学批评家朱大可对神话素有研究，曾在报纸上开过一阵重述神话的专栏，并准备继续开下去。追溯中国神话的发展历程，朱大可很痛心。“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中国神话没能很好的发育，甚至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儒家认为神话是‘怪力乱神’，把它当作儒家教育的敌人来坚决反对。可以说，‘焚书坑儒’在前，儒家围剿在后，以致中国神话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发育期。”

　　重拾被忽略的传统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重述神话似乎成了中国文坛的一场及时雨。不过，在年轻人只知道维纳斯和丘比特的今天，靠几本神话小说来讲讲孟姜女、嫦娥或是白蛇，能在多大程度上唤回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复活人们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石涛自己也承认，他把这一出版项目引入中国，并非出于一种使命感。他没怎么想过重述神话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有什么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学的追求。“我只是想把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用今天的视角、今天的方式来叙述。”除了知名出版人，他还有一个身份——作家。

　　“我觉得重述神话至少可以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看看历史，看看几千年前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看看先人，看看他们在那个时候对世界的想象。以往，我们看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都是以一种平视的姿态。在《碧奴》这部小说中，我是仰视的，看的是它最草莽、最原始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回头看姿态就是我重述神话的意义。”停顿了一下，苏童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不一定需要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但可以把被我们忽略的传统文化重拾回来。”

　　创作中的李锐听到了一些人对“重述”这种方式的质疑，他们认为重述神话无异于重复劳动。“《白蛇传》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个不同版本，在近千年里被文人们反复重述。”

　　朱大可则为李锐的说法提供了理论支持:“每个时代都有权对其文化遗产进行重新阐释，因此神话可以无限阐释。要说重复，文明的特点就是不断衰落、不断复兴，可以说人类文明就是重复。当然，这也不是简单的重复，总是会加上某个时代特有的记号。”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桥梁？

　　在加盟“重述神话”之初，苏童拿到“百万版税”的报道铺天盖地。苏童一开始还得向人解释，自己其实只拿了5万英镑。后来也懒得多说具体数目，只说答应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并没谈钱。不管最终拿到多少钱，这一传闻似乎暗示，参与这个项目将得到巨大的商业回报。有一种比较确实的说法是，参加了“重述神话”的国际项目，作品的外文版权将更容易卖出去。石涛曾透露，国外出版机构都很看好苏童。尤其是项目发起人杰米·拜恩，这个激情四射的老头在很多公开场合都会提到苏童，说特别喜欢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苏童的《碧奴》还没写完的时候，就已经有26个国家表示要买下它的版权。

　　一部作品出来，同时有了不同语言的版本和全球市场，石涛认为，这将成为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同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为作家扩大领地提供了前提条件。“现在中国的文化越来越有活力，向西方渗透的能力也在加强。很多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慢慢地进入西方课堂和主流媒体，加上当代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到国外，影响力逐步增大。”

　　叶兆言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后羿》，因为这样“不仅是自己有写作的享受，也让更多人有阅读的享受。”

　　李锐则认为这对作家自身也是一个挑战。能否把古代的神话经过重新叙述变成自己的源头活水，自己的血肉，要看作家的本事。他得知世界各国许多著名作家也都加入了这一项目后，赶紧找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译本来看，“参与这个项目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专访

　　苏童:把中国神话带到全世界面前

　　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别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碧奴》马上就要出版了，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苏童(以下简称苏):小说的创作应该要有悬念，但孟姜女的故事却为人所熟知，这就在写作过程中给我设置了障碍，因此写得比较辛苦是必然的。

　　在写作这部小说之前，我还接触了大量的中国民间神话，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神话确实是被很大一部分作家所忽略的文化资源。而文学创作与本民族文化传统有着非常大的渊源和联系。作家很多时候要靠想象去创作，借助民间神话，就是借一双翅膀飞翔。

　　记:听说你用来修改的时间超过了创作的时间。

　　苏:我就是在尽量使这部小说与现在的小说文本不一样。一方面，不想给读者的阅读设置障碍。另一方面，不想重复。

　　其实神话是有几种写法的，有好几个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他们都在把神话转化成现代语境下的故事，这种转换也在试图建立起一个文化传播的载体。但于我而言，就恐怕不只是拿古代的神话写成现代小说，我把小说的具体年代、时间标签都忽略了，不一定看得出是发生在秦代的故事，时间和环境都是虚拟的，但这个故事在现实当中却又是永恒存在的。

　　记:现在似乎很难看到改编自中国神话传说的优秀文学作品……

　　苏:正因为优秀作品不多，我才愿意写一写。神话改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是神话。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上海译文出了约翰·巴斯一本书，全是神话。西方作家经常开掘神话题材，甚至像美国这样一个没有神话的国家，也经常从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取材。《尤利西斯》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对我自己而言，我不可能一生都写作神话，但我们审视自身的小说资源，眼界确实可以开阔一些。

　　希腊神话投射欲望，中国神话宣泄情感

　　记:重述神话是个国际项目，有许多国家的作家参加。中国神话和西方相比，具有怎样的不同？

　　苏: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古希腊神话涉及到情感的细枝末节，比如丘比特、潘多拉，一一各司其职。而中国的神话大都解决人的情感宣泄问题，比如坏人一时得逞，终受惩罚。当然还有另一些很有哲学意味，或者说很有文学意味的神话传说，比如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一类神话我更感兴趣，有人跟水斗，有人跟山斗，现在看来都很荒诞，非常后现代的感觉，很卡夫卡。希腊的神话是对人们情感、生活不足的补充，是人的欲望的投射，中国神话多在宣泄某种民间情感。

　　中国神话不如希腊神话为世界所熟悉，因此要把它带到全世界面前，对于我确实是一个挑战。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对本民族神话并不熟悉。我的看法是，神话是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你可以不感兴趣，但你必须知道一点。

　　记: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不了解中国神话，却很了解西方神话、日韩神话，通过影视、电子游戏，以及《哈利·波特》等书籍。

　　苏:他们觉得浪漫，因为西方神话中有一些因素，不像我们那么朴素单纯。说到爱情，现在人们立刻想起爱神丘比特，总爱说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中国却没有相应的、比较浪漫的形象。

　　记:中国是抛绣球。

　　苏:是的，抛绣球。这也有民族心理在里头，中国相比西方民族确实是个不浪漫的民族，我们大概很少有人抬头看天。说起来这个动作没什么意味，但你细究起来，中国人都是看地。因为他觉得地实在，天是虚的。德国民族就是一个抬头仰望的民族，所以德国出那么多哲学家。一个是仰视，一个是俯视，可以看出一种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思考惯性。如果一个民族有能力去思考这些抽象的东西，我觉得对于这个民族是有好处的。整天淹没在生活细节和柴米油盐的氛围当中，是不是太狭隘了？

　　让神话从民间走来，再流传到民间

　　记:有人说《碧奴》是要颠覆孟姜女这一传统形象。

　　苏:我从来没用过颠覆这样的词。有人可能觉得你就应该颠覆。我觉得颠覆并不一定进步。

　　记:所谓的颠覆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打破经典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某种神圣性，近年来反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苏:神话首先是民间文化。重述神话，就是让神话一次次从民间走来、再流传到民间，我真的很希望看到这种尝试。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哪个作家写孟姜女，都是孟姜女从民间再一次走向民间。她并没有上殿堂、庙堂，也不会堕落。

　　记者手记:神话没有标准答案

　　写完13万字的神话小说《后羿》，叶兆言还沉浸在创作的兴奋之中。他万万没想到，手中这份尚未交到出版社的书稿，已经引起阵阵非议。

　　《后羿》讲的是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前半部分是“射日”，后半部分是“奔月”。嫦娥在洪水中拣到一个葫芦，后羿从葫芦里蹦了出来。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从母子、姐弟到夫妇的过程。后羿获得嫦娥的爱后充满了力量，这是他射日的关键。可以说，在书的上半部，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下半部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后羿爱上了一个千方百计向他复仇的女人。现在，问题就来了。一些读者看到相关报道后，开始抗议:嫦娥和后羿之间怎么冒出来一个“第三者”，这不是瞎编吗？

　　这回轮到叶兆言抗议了，虽然前不久他还觉得这样天马行空、瞎编一通的感觉很好。一些读者马上将后羿爱上的另一个女人符号化为“第三者”。叶兆言认为，“第三者”这个词用得很怪，完全将他的小说简化和曲解了。而且这个女人在神话词典中原本就存在，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三国演义》里有张飞、关羽、刘备，大家都知道。但有些人不知道有赵云，就会问:赵云是哪儿冒出来的？虽然我是天马行空，但并非完全虚拟，我还是有马的。”

　　其实叶兆言老师大可不必这么紧张，没有“马”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神话故事，哪一个不是尽用大话手法来夸张、反讽、解构，似乎不颠覆就没完成重述的使命，体现不出改编者的风格和个性。在各种改编版本中，《西游记》一会让孙悟空温柔多情，一会又让猪八戒机智英武；《白蛇传》一会让青蛇爱上了许仙，一会又让法海情归白蛇。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如果拍电影、电视，这种瞎编恰好迎合了观众的口味，便可以名利双收，甚至成为经典，远的如《大话西游》、《春光灿烂猪八戒》，近的如《新白蛇传》。

　　民间文化本来就是集体创作的产物，经过一代代的流传，才得以留存下来并长期焕发活力。如果非要保护起来，那也只能成为博物馆里“垂死的东西”(苏童语)。神话也是一样。从民间来，到民间去，来来去去，永不定型。所以，神话创作中，即使出现了几大名著，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成了固化的权威，可以提供一个标准答案。

　　周星驰以后，对于与神话相关不相关的作品，不管以正说、大话还是Q版的方式，我们都能够逐渐接受。说到底，每个人都有“瞎编”神话的权利。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陈祥蕉实习生王蔓霞

　　图:

　　阿来

　　格非

　　叶兆言

　　余华

　　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