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情

　　人间挚情

　　张真宜

　　在部队中，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人人既是战友情的受益者，又是战友情氛围的制造者。我怀念阔别多年的战友，更怀念部队中那浓浓的战友情

　　去年7月中旬，我因病住进了医院。这事牵动了亲朋好友的心，探视和打电话的络绎不绝。令我感动不已的是远在北京的齐朝文、陈金琦两位战友，在百忙中挤出时间，都夫妻双双专程来看我。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现在都是级别较高的国家干部，而我已是一名退休多年的老人了。

　　齐、陈两位来访，同时带来了部分战友的联系电话，我随即拨通联系。一连串激动而熟悉的声音和滚烫的话语，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30多年前沸腾的部队生活，我沉醉于战友间真挚纯朴的感情的回忆之中。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天津某部队工作，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一样，在长期的作战、训练和执行其它艰巨复杂任务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敢打、善打硬仗的勇猛、顽强作风。如果说这种作风植根于全体官兵磐石般的团结，那么，“战友”这一亲切的称谓，所产生的感情效应，则是这种团结的一种源泉。在这支部队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战友情，而这种战友情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反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他军队区别的标志之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支部队就有几位连排干部，为了掩护战士免受敌人的弹片所伤而扑在战士身上，却自己受伤。在战斗和训练的长途急行军过程中，争着为伤病员和体弱者扛武器、背背包，到宿营地后，主动为战友打热水泡脚、挑血泡，冬天为夜里站岗的战友暖被窝等，在这支部队里已蔚然成风。

　　战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关怀，不仅仅体现于训练、生活中的有形方面，更体现在经常谈心，交流思想，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上。在我任这支部队指挥连政治指导员期间，曾开展推广过战士们创造的“一对红”活动。所谓“一对红”活动，即战士间自愿地结成对子，开展互帮互学活动。这种活动，既加深了战友间的感情，又达到了共同进步提高。

　　与齐朝文结对的无线电兵小黄，有一段时间情绪低沉，常一个人唉声叹气。齐朝文发现后找他谈心，了解到家在农村的小黄，不久前女朋友来信说她母亲因病住院，动手术花了不少钱，负债累累，要小黄给寄些钱回去，而当兵才一年多的小黄，哪有多少钱可寄回去？因此愁眉不展。齐朝文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向我汇报。我发动连排干部和各班班长，自愿地伸出援助之手，凑了500多元(当时500多元已是一大笔款)，以连队的名义写了一封慰问信，一起给小黄的女朋友寄去。小黄的女朋友接到信和款后，十分感动，给连队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在这支部队中，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人人既是战友情的受益者，又是战友情氛围的制造者。196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的妻子肚痛得厉害，这是临产的预兆，而这时部队远离营房野营训练，没法派车送我妻子去医院。我正着急的时候，同事老郭从仓库借来了一辆三轮车，急急忙忙地帮我把妻子送到了3公里外的县医院。第二天，老郭又带着几名战士，用担架把我妻子从产房抬到病房。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一位战士，知道我妻子产后缺奶，他听人说吃鲤鱼可以催奶，可当时市场上没有鲤鱼卖。他便利用星期天，跑到农村，终于买回了两条鲤鱼。

　　这支部队对转业干部的认真负责精神也是令人感怀至深的，它同样体现了深厚的战友情。1978年部队决定我转业之后，专门派一名干部陪我到广州联系工作，整整用了一个月时间，直至工作有点头绪才返回部队。接着，部队又派人将我住在北方农村的岳母的户口迁出随军，同我们一起南下。

　　我怀念阔别多年的战友，更怀念部队中那浓浓的战友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9周年之际，作此文以表庆祝。

　　本版插图/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