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高校近亲繁殖”难题还靠制度

　　中国观察之李隼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海兵教授最近搞了一项研究，通过对国内17所知名大学的财经院系的教师进行的调查，发现其中由本校培养的学生直接留校任教或一直任教的现象较为普遍，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程度比海外高5倍”。

　　“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其实早已不是秘密，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东西，顾教授的研究结论只是从科学实证上对人们的认识强化了一下而已，显然也不是什么新发现。看看国内稍微像样点的大学，浏览一下教师简历，找找“毕业留校”之类近亲繁殖的出身谱系，一定手到擒来，满载而归。顾教授以财经类院系为分析样本，就已经言之凿凿，其实，如果以那些综合性高校才愿意设立的基础学科，比如历史哲学或数学物理之类为调查对象，收获可能更大。难道不是吗？国内的高校，只要是个学校，哪儿能没有经济专业？用国际的眼光看，学经济学的青年“海归”总量上也还是要多些吧。这些因素对稀释“近亲繁殖”还是有贡献的吧？可惜，这也只是个书呆子式的善意揣度和良好愿望。通观各个高校，正如顾教授所言，越知名的，近亲繁殖的程度越高，这种高度同一的教师出身谱系甚至在大部分专业内都能得到反映。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起步的高等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初期，确实存在着人才匮乏的窘境。当时，国内有科研人才培养实力的机构实在不多，科研梯队的建设还是主要依靠自己培养，自己消化，近亲繁殖不啻是一条高效的人才生产流水线。客观地说，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样一个所谓“脑体倒挂”的社会状况下，高校教师与科研岗位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具有职业竞争优势，有能耐有办法的，都“下海”、“出国”了，创建新东方学校的俞总裁不是自嘲如此郁闷地留在了北大的吗？有的高校，为了留住优秀的毕业生，不得不由领导挂帅，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早期的近亲繁殖，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这种合理性所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渐渐地消解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业已成为职场中的宠儿，很多高校都在理直气壮地放言要在世界范围内延揽专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亲繁殖却仍然很严重，并且“十年内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原因何在？

　　当下高校近亲繁殖状况的成因的确不再具有反映初期多快好省地生产人才的历史要求的基本特征，细加分析，这种状况更多地由社会心理和人事制度因素造成。

　　人事部门和负责引进人才的领导也是中国人情关系社会的一分子，在师生之情、校友之谊面前，或出于关怀，或碍于面子，或有“武大郎开店，不招高个”的心理，有什么选择，比留自己的毕业生，更省事，更方便，更自然？又有哪一种人事制度，来为此把关？

　　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总体创新能力一直为人诟病，教师和科研人员队伍的近亲繁殖越来越被认定为原因之一，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但笔者认为，评价科研人事上的近亲繁殖，关键其实并不在于留下的人才的出身谱系，究竟是在于“本门”，还是在于“别派”，关键要看有没有一种公正的机制来保证留下最适合其岗位的人才，要看人才的流动是否切实地得以实现。普遍看来，海外的研究机构也不是一概拒绝谱系内的人才，而是考虑到了谱系内环境之中展开工作的成本消耗，从而设置门槛，由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或作为他们的代表的系(所)主任来作出判断，并且切实地贯彻人才流动的理念。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基本确保能留下的乃至长久留下的正是所需要的人才，问不问出身门派，又有何妨？相应地，近亲比率也不可能居高不下了。回到国内，缺乏相关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为避免制约科研发展的近亲繁殖的进一步加重，避嫌理当成为一个时期内的首要规则。如果相信自己的毕业生确实优秀，放出去锻炼，成长了之后，再想办法回收，同时，开放性地面对人才市场。这种用人思路，效率更高，也更公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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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