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学生支票”难于承载“诚信”之重

　　上海的一些小学生最近流行的一种新玩意--“学生支票”，支票除了开给同班同学外，还会开给父母和老师，有时是提醒对方做一件事，有时是自己向对方承诺某事的“保证书”。小学生文文从兜里拿出一本“支票本”，“大笔一挥”给妈妈开出一张支票：“我要送一本记事本给妈妈当生日礼物，还要帮她洗碗一个月。”写罢还认真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一名小男孩告诉记者，他前几天给爸爸开了张支票，提出“我期末考试名列班级前3名，爸爸就要给我100元。”（《解放日报》2006-7-25）

　　如果不是出自正规媒体报道，笔者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将“支票”同小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支票仅仅是在各类影视作品中司空见惯的一种象征身份和地位的有价证据，然而，如今的学生也有了专用“支票”，真让人有点大跌眼镜之嫌。

　　尽管，“学生支票”只是用来“记载”与同学、老师、家长之间言行的约定，并企图借助“支票”的承诺来达到约束和检阅学生的一举一动，逐步培养学生信守承诺的意识和品质，进而在学生中营造起讲守“诚信”的良好氛围。

　　“学生支票”设计者的这一良苦用心，从表面上看对诚信教育颇有新意和教育意义，但从本质看，“学生支票”的设计却忽略和犯下了一个低等的错误--用成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改造”未成年人，从而让诚信教育多了几份商业气息和功利色彩，这对涉世未深的小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误导，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它的正面教育效果。

　　毕竟，支票作为一种有价票据，属于物质范畴，而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一种品质，属于精神道德范畴，是无法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其价值的。如果诚信一旦被无形地“支票化”、“金钱化”，那么，它对小学生至少可能产生两种不良影响。

　　一是不利于小学生培养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诚信，作为一种社会优良品质，一种传统美德，是衡量人们言行的道德准则和尺子，其形成过程必将受到来自个人成长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公德、社会道德意识等多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是一个逐步实现自我管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想扭转和解决社会诚信缺失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在改造个人成长的环境上下工夫，而一意孤行将个人诚信的培养游离于诚信普遍缺失的社会大环境之外，一旦这些小学生长大成人踏入社会，却因社会诚信的缺失而四处处碰壁，那样，学校的诚信教育成果就会功亏一篑，并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恶劣后果。

　　二是有可能导致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家长之间关系的简单金钱化和功利化。一旦诚信在生活中被“支票化”、“金钱化”，那么，学生之间就可以把诚信当金钱一样用来自由换取和“购买”自己急需的东西，并有可能以自己的一些失信言行已付出了一定的“诚信支票”为由，不仅不为自己的失信言行感到羞耻和遗憾，反而会感到心安理得和顺利成章。这种潜在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一旦形成，必将对千百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体系产生强烈的碰撞和冲击，进而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统统变成了纯粹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社会道德被金钱所主宰，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因此，“学生支票”作为一种调控“经济活动”的有效载体，是难于承载作为精神道德范畴的诚信的培养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