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一则考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之际，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版于2006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石川先生的研究缘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渊泉”的考证，他明确把对“渊泉”是陈溥贤笔名的考证看作是他的重要贡献：“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于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我非常兴奋……”（第409页）。石川先生认为，关于陈溥贤和李大钊的关系，在中国“此前没有

　　石川先生的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认同。曾成贵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说，石川“考证出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渊泉’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驻日本东京特派记者陈溥贤”（《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萧超然先生更是感慨地说：“我以前作研究的时候，翻看《晨报副刊》，经常看到渊泉的名字，但不知道究竟是谁。石川祯浩先生考证出渊泉就是陈溥贤，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有积极意义。”（《百年潮》2006年第6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关于“渊泉”是陈溥贤的笔名的考证，其实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1988年，当石川先生遇到“渊泉”问题时，笔者也几乎同时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笔者正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渊泉”是个重要人物，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必要的。笔者认真阅读《晨报》副刊，断定“渊泉”并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因此，文中把陈溥贤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人物，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和陈启修、陈望道以及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的思想状况一起进行了评述。学位论文于1990年5月完稿，并按规定存于国家图书馆。可以坦言，笔者关于陈溥贤的介绍早于石川先生的考证。

　　以下摘录一些笔者在学位论文中有关陈溥贤的评述：

　　“陈溥贤、陈启修也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宣传者，与李大钊关系密切。陈溥贤与李大钊同时在日本留学，在李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时，陈溥贤是编辑委员之一，李陈也同是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责任委员（均见《民彝》第1号，1916年5月），五四之际，李协助陈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主要文章就是一李二陈撰译的。……陈溥贤，字博山，笔名渊泉，福建省人。他是我国五四前后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所写的文字影响很大。……1919年4月1日至4日，陈在北京《晨报》副刊‘名人小史’专栏连载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不朽名著’，并明确表明：‘吾侪固深信马氏之学说，乃现代万恶社会之唯一疗法也。’1919年4月10日至26日，《晨报》连载了《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的长篇通讯，此间陈写了《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的‘时评’，解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含义。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的‘劳动节纪念’栏上，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的《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他指出，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是‘人类三大基本权利’，并认为：‘由世界的大势看来，我们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是绝对没有法子去解决的。’1919年5月5日，陈所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这是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开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启蒙意义。6月3日到11月11日，该栏分138次连载了他译注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该书于1920年出版）。7月下旬，他再度赴日，回国后撰写了长篇通讯《东游随感录》（该文从10月20日至11月21日连载于《晨报》副刊），他热情地介绍了日本舆论界的进步潮流，认为‘现时日本言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并集中地介绍了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堺利彥主编的《新社会》、堺利彦和山川均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高晶素之等主编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刊物。在1919年这一年，陈大量地宣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3页）

　　显然，石川先生认定陈溥贤不为中国学者所知的说法是不确切的。石川先生在后记中批评中国学者不注意“国际契机”，疏于考证，而把回忆录当成“百宝魔槌”。这表明石川先生对我国党史研究的观察还不够深入。石川先生重视考证，有很大收获，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我们有关党的创建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其真实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同样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