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解读改革：去年底走了一步险棋

　　中新网7月31日电 新京报报道，北京公安近日取消了警察抓贼，交警罚款的“指标制”，采取了新的模式。新模式是否能弥补“指标”的所有弊端，保证北京实现“平安奥运”目标？就此，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了该报专访。

　　长期超常不切实际

　　新京报：“指标”的负面作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被普遍认知。北京采取“数据常量”模式的起因是什么？有哪些诱发因素？

　　马振川：十六大期间，北京警方采用最高加强级别巡逻，几乎全警全勤出动，取得的效果确实不错，一位数报警记录保持了四五天。这期间，全局民警几乎没歇着。

　　但是，长期保持这种超常状态，显然不切实际。如何用常规措施，取得让百姓觉得安稳的社会效果，民警又用不着长期加班，“数据常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新京报：您对“数据常量”两年多的实践成效，做何评价？作为奥运安保的框架之一，“数据常量”能使北京奥运的安稳系数提高多少？

　　马振川：去年第四季度，北京没搞年底大规模打防行动，这是一个反常态的做法。因为年底的治安形势，直接影响元旦和春节。但是，“数据常量”推导出———年底，违法犯罪数量不会大幅波动。所以，我们走了一步险棋，继续运用警情常量，组织日常打防，结果第四季度刑事案件升幅，比第三季度下降了12.2%.

　　作为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最佳状态应该是“社会治安处在警方掌控之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是目前，北京处在社会转轨期、案件高发期的大背景下。但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奥运安保的主要框架有两个：整体防控四张网(内保网、巡逻网、治安网、社区防控网)、数据常量精确打击。在两个框架的支撑下，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红灯亮就会主动加班

　　新京报：从“指标”到“数据常量”，您的解释是由“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这种解释的依据是什么？

　　马振川：“定性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公安工作的标准，那时对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是“把事儿办了就行”，严打就是这一管理模式的产物：“定量管理”不搞统一行动，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打击措施。由此，解决了不同地区、不同业务、不同时间段的治安状况、工作成效难以统一衡量的难题。

　　现在，北京的派出所所长都比较坦然，因为心里有底。发案超过常量，红灯亮了，他自己就会主动加班、调整工作时间等。

　　去年9月11日，王府井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案发2、3分钟后，东城公安分局一个局长就赶到了现场，速度这么快，就是因为他当天值班，正在案发地附近转。从去年3月开始，18区县每天都有一名公安局长、副局长当班，他们不会坐在办公室里，肯定在外面执勤指挥。

　　新京报：“数据常量”的基础是数据，但如果数据不准确，就会使整个社会遭受重大损失。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不被注水？

　　马振川：现在警方的科技水平与十年前大不相同，市局的110，掌握全市各个角落的警情；北京全市很多探头，都直接与市局指挥中心连接，工作透明度很高，也保证了数字的准确性。

　　-数字说话

　　291天

　　去年，北京警情良好、平稳等级天数是291天，占总天数的80%，民警休假比例达到了95%.

　　94%

　　今年上半年，全国盗窃机动车发案持续上升，可北京发案下降了23%，破案上升了15%；全市警情良好、平稳等级天数达171天，占上半年总天数的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