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主流媒体，比如《人民日报》之类的，在放卫星的年代犯下了不少的错误，什么亩产万斤，“平地一亩三，插秧七十五万棵”，“ 一亩拱形山药计划产一百二十万斤”，都是有“报”可考的。由于它们不严谨的新闻态度，同时由于历史局限性，当时的宣传部门没有认识到要提倡“文明办报”、打击“虚假新闻”的重要性，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百姓不再信任主流媒体。
所以现在主流媒体要从网络媒体上争取观众，遏制并阻碍网络谣言的形成，需要改变以前说假话、套话、空话的习惯，制造开放、透明、公开的语言环境，放低身架，贴近群众，这样的媒体才能为大众所信任，这时做为一个公正的传播媒介才能对一些谣言的苗头能够及时的予以揭露，群众相信了它的发布经过核实的、真实的消息，谣言就没有可能广泛的传播。
对谣言也要一分为二，比如2003年非典流行的消息，也曾被指为谣言，最后证明是否认非典流行的官员在造谣。又比如有人说“中国人民素质普遍不高”，造这样谣的人完全是在否定解放后我国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嘛！地位高的人造谣，对公众的危害更大，影响力更大，所以一定要防止政府官员造谣。严肃处理“高级造谣者”，具有示范意义，它能够体现中央打击造谣者的决心与信心。
除了提高主流媒体的群众信任度以外，消灭谣言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透明的真相了，要说经常在网络媒体上获取信息的，也不算吃不上饭的底层人民了，非要说是低素质的公民也不太恰当。这一部份人未必像三姑六婆一样喜欢传播小道消息，之所以在这群人身上大家看到了那么多的所谓“谣言”，那与长期在信息暗室里造成的大家对信息的渴求是分不开的，在没有正当渠道的信息来源时，谣言就应运而生了。
比如黄案，对于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俺是比较推崇的，但公权机构程序上的不公开，不透明，或许是导致出现所谓“谣言”的最大原因。在袁宝景与黄静案上漠视公众知情权成为了谣言的温床，所以要减少谣言的产生，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预料的是深圳某作家儿子死亡一案，如果当地政府还想把此案的信息藏着掖着的话，黑箱操作论、××勾结论，必然将在不远的将来流传开来。所以某些地方政府故意隐瞒事件进程、从程序上藐视公众的知情权才是给中央抹黑的行为，也是减少网络谣言需要打击的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