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扩展总理过问的效应

　　南方论坛

　　本报特约评论员

　　这两天最受公众关注的新闻，应该算“总理帮果农卖桃”了:7月15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河南期间，途中停车走进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的村民家中。当地村民李剑雷因

　　河南洛阳这一幕，与三年前重庆云阳那一幕是何其相似！2003年底，总理也是在考察工作时“突然中途下车”，与一位叫熊德明的农村妇女进行交谈，这位农妇的一句“实话”引出了总理亲自帮她讨薪，她第二天就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钱，“农民工欠薪问题”也因此被提上了公共议程——时隔三年，只是由“讨薪”变为“卖桃”，同样的场景如此相像地重演一次！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竟然要不断地亲自过问和操心这些具体的事务，这表明许多地方的政治发展和制度进化是多么滞后，依赖人治、依赖上级过问、依赖自上而下权力干预的体制性弊病，三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如果说三年前总理帮熊德明讨薪还带着许多“佳话”色彩的话，三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故事重演一次，总理再帮果农李剑雷卖桃，则沉重得让我们透不过气来:制度哪里去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哪里去了？制度反思的成果哪里去了？倘若我们没有总理来过问这些常识性的事务呢？

　　果农李剑雷是幸运的，因为他偶然地遇到了总理，相比之下，山西运城那位叫李爱芳的农妇是多么的不幸:今年山西运城西瓜卖到2分钱一斤，农民张百望到临猗县城卖瓜，中午返家途中，三轮车被临猗县交通局卓里稽费所扣住，要求缴465元的养路费。张百望身上的钱不够交费，打电话让妻子李爱芳送来。电话中李爱芳一直抱怨瓜卖不了，车怎么又被扣了，当日下午，李爱芳上吊自杀——如果能遇上总理，她就用不着拿生命来捍卫那点儿贫困的权利了。

　　可是，我们的总理只有一个，能有几个农民能像熊德明、李剑雷那样幸运地遇到总理？

　　就拿卖瓜来说吧，据新华社报道，2005年南京市就规定农用车不许进城，由此导致农民无法进城卖瓜。郑州市也规定从2005年起全面禁止农用瓜车进入市区，强行闯入市区的话将被处以1500元的罚款；今年合肥又提出创建“无摊城市”的设想，据此禁止农民当街卖瓜。这些“城市禁令”实施后，周边农区先后出现卖瓜难、卖果难，许多农民“望城兴叹”，只得含着眼泪以超低的价格贱卖水果——舆论不是没有批判过，农民不是没有争取过，中央文件也不是没有规定过，可在无上级领导过问的情势下，瓜农们只能无奈地承受“城市禁令”带来的损失。

　　民权得不到伸张，人治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权力干预模式一时还得不到制度性的改变，在这种政治滞后的发展困境中，总理亲自过问一次是一次，我们只能寄望于这种偶然的“总理过问效应”能得到最大化的扩散了。如果此次“总理帮瓜农卖瓜”能像帮熊德明讨薪一样，掀起一次关注瓜农进城和取消城市禁令的舆论风暴的话，那还是非常有价值的。禁止瓜农进城只是城管的一种懒政，只要用心进行制度设计，所谓的市容与农民利益是可以兼容的——如果这种思维能从瓜农进城扩展到更广阔的公共管理领域中，“总理过问效应”也许会得到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