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3度到零下10度

　　这是一个平凡的冬日，1962年1月11日，星期四，晴天的北京，气温“3度到零下10度”。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大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前后开了28天，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会议时间如此之长，空前是肯定的了，绝后也有可能。

　　长久以来，没有人完整地研究那么重要的“七千人大会”，如今终于有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所著的这本《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不是学究式的刻板，而是随笔式的叙议，好读好看又发人深省，至少我喜欢。

　　自“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后推4年，是“文革”的发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七千人大会”担当着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功能，有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个性那么强、气质那么浪漫的“一把手”毛泽东，也一定程度上做了自我批评，实在是难得的。

　　作者在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见该书第278页）我比较认同作者的这一观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饿死了很多人。“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他喜欢强调“天灾”，对于成绩与缺点，总是拿“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作比；而常常深入调查研究的刘少奇，则注重讲“人祸”，他引用湖南农民的一句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打下的毛刘分歧楔子，成为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潜因。

　　“七千人大会”时期，整个中国的主角当然是毛泽东；而“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是重要的主角，大会的工作报告是刘少奇作的，而他在报告之外、一个没有讲稿的重要讲话，更是感人至深。刘少奇这是真正的现场发挥，“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如今在《刘少奇选集》下卷能够读到详文，今天读来还是能让人心潮澎湃，因为这是有感情有良知、实事求是的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没有掩饰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尖锐的判断！就在1961年的春天，刘少奇曾回湖南家乡调查44天，他太知道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了。薄一波对刘少奇的表现，评价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的评价是具有“非常的胆略”。

　　但是，有良知的真话，就意味着麻烦，这种“麻烦”往往不是“急病”，而如艾滋病毒，能够潜伏很多年！“聪明”的人是不会去讲这种“惹麻烦”的话的，林彪就很聪明，这位工于心计的副主席，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十分坚决地、充分地予以肯定，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大跃进是正确的；他说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他还抛出“付学费”理论，说“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如此“大拥、大顺”的话，当然听得毛泽东心里头很舒服，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爽歪歪”。

　　“前因”如此，“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林彪成了写进党章的“法定”接班人，刘少奇则无可奈何地举起《宪法》，留下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在批斗中撒手人寰。那是“一个人”至高无上的时代，那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环境，这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不仅影响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的命运，而且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这样的“喜乐会”上的颂词，却无意中写出了“一人领导”的可怕，一人好则好，一人不好则天下倒霉，这是怎样的一个制度环境？

　　这样的制度环境，与诸葛亮《出师表》里的情形不相上下：“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所以诸葛亮希望“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个国家的兴亡，冀望于“一把手”的“亲贤臣、远小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因为一个人他多么的睿智聪明，也只能根据他一个人的喜恶、一个人的感觉、一个人的“法度”，作出一个人的判断。而一个人的判断无论对错，都要坚决施行，那么从“3度”到“零下10度”的气候变化，就再“正常”不过了。

　　一个人说了算的“自由”，最终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个已经众所周知；何况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浪漫得不行，与这种浪漫气质伴生的自由主义气息，在七千人参加的这种重要会议上也不时洋溢出来，他想什么时候召集开全体人员开大会就什么时候，他想把会议延长就把会议延长，也真够浪漫自由的；就像此前的庐山会议，开着开着就突然转换了主题，把彭德怀给弄了下去，罪名吓死人。治大国已经不像烹小鲜那样小心谨慎，而是像写诗一样如意自由呢！

　　好的制度设计，能够造就好的政治家；不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毁掉本来可能成功的政治家。“七千人大会”就这样打下了“亲小人、远贤臣”的楔子，后来伟人导演的“历史剧”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但那已不是个人的悲剧，也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国家的悲剧、制度的悲剧。

　　“七千人大会”这个巨大的会议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仅仅只说会议本身的功过是非意义是不大的，我们应该深切反思背后的政治制度。文学家大仲马曾这样阐述“政治”：“在政治上，没有人，只有主义，没有感情，只有利害；在政治上，我们不是杀一个人，而是移去一个障碍物。”我们应该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