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不除，减薪等于“戏说”

　　7月26日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场由劳动纠纷引起的索赔案中，意外爆出烟草行业的惊人收入：杭州烟草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见今日本报Ａ15版）

　　报道中的赵某是浙江省烟草公司杭州分公司的一名中层干部，去年一年的工资和部分工资性收入之和竟高达30万元，为当年杭州市职工平均工资22645元的十几倍。但赵某的这个30万元，还没包含奖金，报道只是说，赵某的奖金是一般职工的两倍。

　　《中国青年报》还刊发了一篇访谈。访谈援引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的话说，垄断行业的员工获取远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高收入肯定不合理，他们的高收入并非源于所在行业的正常经营收入，而是借助行政垄断地位获取的高额垄断收入。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均开出的方子是：行政力量造成的问题还需要行政手段来解决，垄断行业的高薪现象一直未获根本改观，原因就在于行政干预不够。

　　行政干预是否能从根儿上解决行政垄断问题，笔者表示严重的质疑。垄断行业对员工实行“两高”，本身就是行政权力被滥用的结果：靠行政力量“大义灭亲”，根本上讲纯属缘木求鱼。同一天的中青报还披露，迫于舆论的压力，目前多个省市电力行业已开始实施减薪。但是某高校电力学院老师吴文斌却认为，这些减薪的象征意义可能要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减薪只减在明的部分——而事实上，电力系统职工的隐性收入要远远高过明的部分。

　　是啊，垄断行业职工还有各种福利待遇和灰色收入，而一些管理人员的高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高于账面上的工资收入。单靠行政干预下的“自觉”减薪，且不说“堤外损失堤内补”，就算“堤外”损失“堤内”不补，如果“堤内”本来就满当当的，“堤外”象征性地损失一点，又谈得上多大的“皮肉之苦”呢？

　　所以说，根本之策还是要通过法制的手段废除或者抑制行政垄断，而不能寄希望于行政力量自我了断。换言之，不从体制上铲除行政垄断的滋生土壤，垄断行业的减薪就只能是糊弄公众的“戏说”而已。□朱达志